近年来，计划生育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备受瞩目，但各界的认识很不统一。计划生育该不该对日趋凸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负责？这要区别对待，因为存在着三种人口老龄化的情势和类型。“人口老龄化”从成因和结构都具有丰富性，我们不能简单化。

　　第一种是人口绝对老龄化。也就是老年人口老龄化，包括了老年人口长寿化和新增人口老龄化两种力量，人口学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称之为“顶部老龄化”。前者是说长寿老人越来越多，过去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九十不稀奇，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余寿更长，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期更长。后者是说每年进入老年的人口有增加的趋势，这是过去出生高峰的后续效应（包括了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和时期效应的叠加）显化，变成了现在的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假定60岁为老年的起始年龄，2013年进入老年的新增人口是1953年前出生的，预计1960年代前期大量的新生人口今后将逐渐演变为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绝对老龄化的人口主体出生于60年前，与开始于1973年的计划生育无关，更与1980年后提倡一胎化的强制计生无关。2033年特别是2044年以后，计划生育对人口绝对老龄化的遏制削弱作用通过老年人口增量的相对减少得以显化。

　　第二种是人口相对老龄化。也就是通常说的总人口老龄化。快速的人口转变情势下出现的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无子老龄化与计划生育导致的出生人口减少有关，人口学称为“底部老龄化”。与不推行计划生育比较，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少生了上亿人口，换言之，本来作为分母的总人口要多这上亿人口，现在分母人口减少了这么多，但作为分子的老年人口却在60年前就已经出生了，所以计划生育相对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比重和程度，相对增加了年轻人口对于老年人口总体上的赡养——照料负担。计划生育放大了“宏观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和养老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微观层面上，家庭视角下的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还是无子老龄化都与计划生育密不可分。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独子老龄化和无子老龄化，两种“微观老龄化”的风险和代价都很显然，例如上百万的失独家庭，更多的空巢孤独家庭。这两种情况的人口老龄化都存在着人力支撑不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出现与计划生育背景下的一胎化政策和持续的低生育率的出现是天然相关的。严格的人口控制、生育的少子化到一定时候和某个拐点，利好就变成了弊端，走向我们良好愿望的反面。

　　第三种是人口移出老龄化。在区域开放人口的假定下，我们可以根据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变化称之为“腰部老龄化”。人口移出老龄化即人口迁徙老龄化，就是年轻人口外流导致父母空巢的代际人口离散老龄化，这与计划生育也有一定的关系。据估计，农村有5000万空巢老人，这与人口外流有关。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快速、持续、大面积的少子老龄化和独子老龄化的趋势，所以能陪伴父母身边的子女数急剧减少。可以想见，多数一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一旦孩子成人外出打工，父母一般就会变成空巢老人，所以代际人口离散导致的赡养脱离和照料脱离会严重影响空巢父母的养老支持，他们很可能沦为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甚至老无善终的“最弱势群体”。“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但这样做也可能会牺牲某些年轻人的前程，从而成为计划生育时代的两难选择。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