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一直是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这个概念也确实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和结构与现代西方社会关系、结构特征区别开,形成了一种本土化的解释路径。费老关于差序格局最著名的表述就是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费老看来,差序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伦,“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波纹的差序。”

　　后来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地进行重新阐释,基本上厘清了差序格局的两个维度:“差”与“序”。前者象征着以己为中心自亲而疏的关系网络,后者则是这种亲疏关系的确立所隐含的等级意味及其秩序体现。关系、等级、秩序,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伦理制度之下的。有学者这样表述:“人缘、人伦和人情这三者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特质,而它们彼此的合一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天命观、家族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的合一。”

　　伴随着以城市化、工业化和组织科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乡土中国的社会基础已经逐步瓦解,与之相符的中国人的关系形式——“差序格局”也随之改变。很多学者遵循本土化的路径对差序格局的定义进行了适应现代化的修改。工具理性、利益关系、情感亲疏都被加入了原来由伦理、等级统治的关系模型中。“在蜕变了的乡土社会中,利益格局和差序格局并存的现象已非鲜见。”

　　差序格局的社会基础可以理解为乡土中国的家庭宗法制逐渐消失,但是亲疏远近的一种“行为逻辑”仍存留在中国人的观念之中,即使这种亲疏关系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人们仍然会依照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序格局的“行为逻辑”进行社会关系运作。人情即是这种传统社会“行为逻辑”力量的体现,是一种拟亲缘化的社会交换形态。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的现代作用形式,即体现在人情的拟亲缘化之中。

　　人情交换本质上是一种货币交换,但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众多人情、关系等,目的恰恰在于以温情传统的面目掩盖资本交换的实质。拟亲缘化正是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所在。在这里,传统与现代达成了共谋。

　　一方面,人情是大家都认可的一种元资本,可以与任何形式的资本进行交换,具有货币的属性。另一方面,人情的存在是为了建立并且维护熟人关系。显示了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在制度之外倾向于建立以亲疏关系为主的信任关系。与西方基于法律的信任关系不同,这种信任关系　在日常生活之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作用空间。

　　差序格局的这种传统关系结构,曾经深深印刻在古人的观念之中,甚至存在于“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中。而在当下中国,差序格局给人的印象又变成一种布迪厄(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口中的“象征暴力”:行动者意识到这种结构的本质,但又竭力掩饰这一结构本质。

　　这是因为在某些生活领域中,中国人还没有习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以仍然需要以“人情”为中间变量,通过送礼、拉关系、饭局等形式来加深人情。这种人情的加深可能并不需要当场的回报,而是以一种积累的形式提升送人情者在中心人物心中的地位,建立并且维护熟人关系,以此实现资本的交换。

　　另一方面,差序格局的作用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家族宗法制的消亡,差序格局中等级分明的“序”逐渐消失,而其象征着亲疏远近的“差”的意义继续存在,并且通过拟亲缘化的人情往来继续发挥作用；而等级尊卑分明的“序”的意义淡化,个人社会地位在社会关系之中的重要性凸显,这时候差的主要不是伦理序列,而是权力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笔者将此概括为“差序格局”向“差位格局”转化。

　　人情和关系,在某些时候是个贬义词,因为这意味着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运作,往往和权力寻租、腐败等现象联系在一起。人情交换运作空间特别广泛是因为制度覆盖或实际作用有限,制度不到之处,人情就替代制度进行资源分配。制度约束这一外在变量对人情的影响,意味着制度越透明,围绕着人情展开的资源交换越少,制度透明之处,一是交易的信任机制无需通过熟人关系进行,因此与之相应的建立熟人关系的人情往来就不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二是大大限制了人情与资本转化的可能,也就意味着人情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公有领域杜绝人情关系运作,仍然要着力于制度建设。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