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参加增强俄罗斯大学全球竞争力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心里底气不足。”在3月9日上午举行的小组讨论上，闵维方委员坦言。

　　他的发言引来同组委员纷纷“侧目”——闵维方是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连他都觉得“底气不足”？

　　闵维方很快揭开了谜底：1990年至2012年，数学领域的诺奖“菲尔兹奖”，22个中有7个“花落”俄罗斯。而我国，一个也没有。

　　“我感觉需要认真反思：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闵维方抛出问题：创新拔尖人才为何“冒”不出来？

　　同组的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委员勇敢地“揽过责任”：“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基础教育没有非常优秀的人才输送到高层次的教育中，那么拔尖创新人才很难出来。”

　　那么，基础教育是否没有把非常优秀的人才输送到高层次的教育中？

　　在刘长铭看来，这样的人才有，但被“分数”挡住了。

　　“在座的大学校长、教授，先别说你们没有这个权力，即便给了你权力，你敢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某个学生高考离分数线差100分，但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域是个人才，我就录取他。”他加重了语气。

　　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马德秀委员接话：“这责任应该给你这个中学校长。你推荐，我相信你，我就要了。怎能把球踢给大学校长呢？”

　　“不不不，我们推荐了，但推荐也受制约。”刘长铭立即解释，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他“综合来综合去”，还是不敢推荐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因为他最后还是要过分数这一关。而有特殊才能、善于研究的学生，不一定是善于考试的学生。“两者都擅长的，目前很难发现。”

　　近年来，刘长铭在北京四中进行教改试验，创办了“道元班”——专门培养在某一领域具有浓厚兴趣的“偏才”的高中实验班。

　　首届道元班的学生各有所长：计算机、写作、机械、国学……而且不是一般的特长，而是才华出众、几近痴迷。对于符合这一要求的“偏才”，学校以低于当年该校中考分数线60分录取。

　　“有一个学生是音乐天才。其实这个天才不是我培养的，我唯一做的就是允许他不上学。于是，这个学生每天有半天时间在家里创作音乐。”刘长铭举例说，“这样的学生，考试一塌糊涂，不可能考上我们的高校。但高二时，他被美国霍普金斯音乐学院录取了，给的是全额奖学金。”

　　另一个学生，本该今年高考，但去年9月已提前被美国高校录取了。“这个学生研究飞行器、飞机、火箭，提出很多独到见解。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学生最好的一次考试是化学考了79分，老师表扬他有很大进步。他托福考了将近70分，美国这所高校专门开了董事会，决定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还安排一位顶尖科学家给他做导师。”

　　“这样的学生，在现有体制下，过不了高考关。”一名委员轻声叹息。

　　刘长铭曾经向国内几所高校推荐这两名学生，但他们没有得到青睐。“在我校两个实验班里，这样的学生非常多，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出国了。”他惋惜地说。

　　而在3月10日举行的网络访谈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偏才、怪才、专才的问题。

　　“现有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都是提前选取优等生，高考又是以分数为录取标准，那些总分不高，但在某一科目颇具特长的偏才、怪才、专才，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漏网之鱼’。”贺优琳说，“但是，古往今来，许多大师都是偏才、怪才、专才，全才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这就是我国现有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漏洞。”

　　“教育公平，最终极的目标是每个人在充分选择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这是更加科学的公平。”刘长铭说。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