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山

　　在法理学研究中，有一个经久不衰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就是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从现有的理论特别是政治法律实务界的认识来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基本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论，即：立法与改革关系实际就是矛盾论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首先，立法与改革天然具有内在的张力。立法是要把稳定的、成熟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其实质“是将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用通俗的话说，立法的特点是“定”，是要把某种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定”下来。而改革有“改去”、“革除”之意，常指改革旧制度、旧事物。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十三大报告的说法，改革就是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据此，改革的特点是“变”，是要将已经稳定下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社会关系“变”过去。这样，对于同一种社会关系，在同一时期内，如果按照立法的要求，是要将它“定”下来，但如果按照改革的要求，却要将它“变”过去，这就使得立法与改革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互相冲突的矛盾，这一情况也进一步决定了：无论是改革背景下的立法，还是立法背景下的改革，自身都蕴藏着不安定、不成熟的因素。

　　其次，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一方面，立法是改革的重要条件。没有立法，改革就可能缺乏制度保障和应有的动力，改革的经验、成果就难以得到巩固和确认，改革的实践就可能陷于无所适从甚至胡作非为的境地，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改革初期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法制，“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者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立法“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另一方面，改革对于立法而言也十分重要。没有改革，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就失去了立法的必要性和进步意义，立法也会缺乏所必须的经验、基础以及可以预见的方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因为有了改革，我国的法律体系才能够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立法与改革的这种互为依赖、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矛盾统一性，是十分鲜明的。

　　第三，立法与改革之间存在一种平衡。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既存在如前所述的冲突，又存在一种重要的平衡。这样，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冲突，就需要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什么样的“点”才能保证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呢？彭真曾经说，“法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在改革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有关的立法就是要对这些矛盾划一个合理解决的界限作为准则。彭真这里所说的“划杠杠”、“划一个合理解决的界限”，就是立法与改革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当然，划好这个界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划好这个界限呢？针对不同时期的改革以及改革的不同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视角和策略，彭真曾提出了两条很有指导意义的原则：一条是需要采取民主的、多谋善断的办法：“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考虑，集中正确的意见，估计到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二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确立这个平衡点不得同宪法和人民利益相抵触。谈到在矛盾的焦点上划一个合理界限时，彭真说：“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对单位、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矛盾，都要在与宪法、与各族人民利益不抵触的前提下解决。”按照彭真所提的这两条原则，要保持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就要在遵守宪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以民主的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