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案的公开审判，吸引了全世界亿万网民的目光。庭审期间，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受到的关注度和产生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好莱坞大片。这充分说明，法庭审判题材影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庭审类型影片：美国的《纽伦堡大审判》、《十二怒汉》、《公民行动》、《判我有罪》，英国的《以父亲的名义》，韩国的《母亲》、《熔炉》，香港的《法外情》、《法内情》、《圣诞玫瑰》，以及国产片《东京审判》、《全民目击》，还有即将上映的、著名编剧王兴东创作的《黄克功案件》等等。但是目前来看，国产庭审影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观众和市场的需要、期待。问题出在哪里呢？不必讳言，在庭审类型影片的创作实践中，确实有一些无法绕开的问题在困扰着大家。

　　首先是剧本创作问题。司法工作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司法系统本身没有专业的创作队伍，为数不多的业余作者在艺术创作能力上与专业编剧相比有很大差距，难以担当起庭审类型影片创作的重任。而专业编剧对法律工作缺乏了解，仅靠短暂的生活体验和突击的知识补习，很难真正把握司法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因而创作起来感到格外吃力，有时费了好大力气写出来的东西在法律界人士看来仍然很外行。因此，要想创作出一部真正把司法工作特点和艺术创作规律结合得很好的剧本，的确十分困难。

　　其二是现行的电影审片方式对庭审类型影片创作有某种程度的制约。电影虽然没有像电视剧一样对涉案题材有限制性规定，但在立项、审查等环节，需要剧中牵涉到的政法部门审查把关，而这些部门派出的审片人员，虽然是法律专业的“内行”，但大多是电影专业的“外行”，保险起见，他们所谓的审查更多的是维护本行业正面形象，确保对正面形象不得有丝毫的损害，因而时常会对影片提出一些要求，有时甚至多次修改还难以过关，这直接伤害了电影人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致使许多电影人索性对这类题材“敬而远之”。

　　挑战与机遇同在。庭审类型影片创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也有其他类型影片所没有的优势。

　　一是当下社会生活为影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在中国已进入法治时代，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都离不开法律规则。据统计，仅2013年，全国法院办理的各类案件就达1400多万件。其中许多案件故事的曲折性、传奇性，远远超过了作家、编剧的想象。远的不说，仅去年浙江法院纠正的两件冤假错案：张高平叔侄蒙冤10年被宣告无罪、萧山5青年坐牢18年后案件被改判，这些案件经过编剧们的艺术加工和提升，哪一件不是优秀的电影作品？这样的案件不正是电影人梦寐以求的创作素材吗？

　　二是老百姓对法治建设的热情关注，为庭审类型影片储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当下，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普遍提高，学习法律知识、关注法治热点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案件的审判通过媒体传播都成为了社会焦点。除了刚才提到的薄熙来案和集中纠正的一批冤假错案外，还有刘志军案、雷政富案、陕西榆林房姐案、南京富二代杀妻案、复旦大学学生投毒案，以及发生在浙江温岭和内蒙古包头等地因为医患矛盾引起的杀人案件等等，都吸引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可以确信，人们对法治事件、热点案件的关注，一定会转化为对庭审影片的关注，为这类影片带来丰厚的、可预期的市场回报。实事求是地讲，电影《全民目击》在票房上取得的成功，除了电影本身的因素之外，其上映时恰逢轰动全国的李某某案开庭审判，电影剧情与案情的某种巧合，也是吸引一大批观众走进影院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从这些司法案件中提炼出人性的光辉和温暖，正是庭审类型影片创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是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庭审类型影片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环境。这两年，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掀开了司法工作的神秘面纱，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司法工作，可以随时到法院旁听案件，全程目击案件的庭审过程。法院等司法部门特别希望以电影这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示人民法院的司法理念和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成果。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邀请一批知名作家、编剧，召开了“人民法院影视创作座谈会”，出台了《人民法院影视创作扶持办法》，对有志于法治题材影视创作的编剧，可以安排到有关法院去体验生活，提供部分前期创作资金，剧本完成后优先组织拍摄等等。另外，据我们了解，国家电影主管部门也在积极地与有关单位沟通，就这类影片的创作、审查方式和掌握尺度等问题进行协调，力争为编剧们提供更多更具体的帮助和更加宽松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毫无疑问，电影艺术是培养这种全民信仰的重要途径。时代需要电影创作者把目光聚焦在法庭之上，用艺术家独特的视角，捕捉法庭上的世道人情，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法庭审判类型影片，让人民群众通过我们创造的光影世界，感受当代中国法官的形象，感受公平正义的力量，感受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进程！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此文为作者在第二届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