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无疑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一种善业，但是如何实践民主？冷战时期，为了对抗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即当时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美国人必须证明自己就是民主的典范，于是熊彼特建构了“选举式民主”——民主就是公民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如何立法和决策则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畴。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社会科学彻底二元对立化，有无“选举式民主”就成为判定有无民主的唯一标准。从南欧到苏联东欧、从南美到东亚-南亚的“第三波民主化”，其实就是纷纷搞了作为西式民主核心制度的“选举式民主”，其中泰国也于1992年搭上了这趟顺风车。

　　根植于异域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是有冲突的

　　包括泰国在内的四十多个转型国家，为什么善终者少之又少？大多数国家要么陷于国家治理失效如菲律宾、墨西哥，要么国家分裂如苏联、南斯拉夫、乌克兰，要么出现周期性政治动荡如非洲很多国家和泰国。这是为什么？

　　现代政治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移植一种外生性制度，自然会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作为现代政治形式的民主首先离不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法治至上和妥协精神。当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产生选举僵局以后，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戈尔及其支持者心有不甘但接受裁定。这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经典再现，全世界对此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老生常谈的话题是，选举式民主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否则就是政治动荡。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语重心长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我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特定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条件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如果这些条件过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它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达尔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的水土不服问题，“背景条件”是作为事物源头的“水”，即历史文化背景；“基础条件”是作为事物生命力的“土”，即现实条件。

　　达尔担心的结局一再出现。一套运行不错的政治制度，不但应该是内生性的，既有其历史文化基础，还应该具备一定的现行条件，否则就会因正因而生变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是选举式民主只在早发达的而且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搞得还不错、但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就变味的原因。都在实行同一个概念下的同一种形式的民主即选举民主，有的国家的选民是为了好的公共政策而投票，但这样的国家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选举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比如菲律宾是为了世袭封建制大家族利益而奔走，意大利南部的人为自己的“恩主庇护”而战，印度人则为族群政党比拼，非洲国家为部族而流血，伊斯兰主义国家为“圣战”而选举……结果，为特定利益的选举政治发达了，牺牲的永远是民生和社会福利。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异域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的冲突。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

　　泰国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很简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相抵牾，又没有“基础条件”做支撑

　　泰国政治乱象只不过是众多国家西式民主水土不服的一个案例而已。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泰国共发生大小军事政变19次；1992年民主化以来，军事政变依然是家常便饭，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此次又推翻他信的妹妹英拉政权。泰国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很简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达尔所说的“背景条件”相抵牾，又没有达尔所说的“基础条件”做支撑，结果民主政治在泰国必然是一种难以自我运行的制度。

　　泰国政治的“背景条件”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王室—军事集团组成的保皇派政治联盟，二者彼此需要，互为条件，形成了一个长达80年的生命共同体。泰国的现代政治起始于1932年军事政变所实行的虚位君主立宪制。此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国王在政治上都靠边站。但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人民政治权利意识的提升，军人政权越来越扛不住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于是军人在1960年代把国王推向前台，并在刑法中规定“冒犯君主罪”，使得国王从此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和政治地位。在1992年泰国民主化过程中，普密蓬国王又成功地调和了示威民众和军方之间的冲突，国王作为政治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突显。但是国王的地位离不开军队的守护，而保证军人利益自然也就成为国王的优先议程。

　　也就是说，泰国这样的“背景条件”为以平等化为核心特征的选举式民主设置了一个前提，即王室—军人联盟凌驾在民选政府之上。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2007年的宪法又废除了参议院选举，改为由国王和军队直接任命参议员；而参议院又任命总检察长及其属下的宪法法院。这样，民选政府头上又有了第二道紧箍咒，结果一个又一个民选政府被所谓的宪法法院判定违宪，2008年判决沙玛总理上电视表演厨艺违宪，2014年判决英拉总理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违宪。

　　泰国的“背景条件”让选举民主产生的民选政府难以维系，“基础条件”的缺失让人民内部冲突不断

　　我们知道，选举民主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因而其表现形式就是一人一票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权。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的时候，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社会阶级以中产阶级为主。在中产阶级主导的大致平等化的社会结构里，人们的利益和观念有差异但不会是不可调和的，左右两派都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不同级差而已。因此，社会平等化的一人一票并不会导致社会的紧张，密尔150年前所担心的“阶级立法”最终也没有在英国出现。

　　但是，在社会结构关系紧张而存在利益张力时，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反而会加剧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人一票是人头政治，人头多的阶层、集团将会确定性地赢得选举。在发展中国家，所谓人数多的阶层自然是农民阶层或草根阶级。不仅如此，不同于早发达国家的一族一国，发展中国家很多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尖锐，民族主义盛行，教派冲突严重。正如人们多次看到的，如埃及、伊拉克、伊朗以及乌克兰，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导致的是多数对少数的压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血冲突。即使在不存在教派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国家，平等的选举权也需要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但是泰国恰恰没有这样的社会结构。“选举式民主”是同质化社会中的平等化的产物，而在存在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的异质化社会和贫富极化的不平等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数人头的选举政治必然会加剧业已紧张的社会矛盾，政治动荡难以避免。

　　结果，没有出现在早发国家的“阶级立法”则时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电信大亨出身的他信将他的生意经成功地用在政治营销上，其一系列政策让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受益匪浅，而他们正是选举中的大票仓。就这样，2006年他信的爱泰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第二次选举，原来政党、派系林立的众议院一下子变成了他信的天下，一党独大，其他政党的传统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他们为此而恐惧，于是联合起来走上街头，以“街头政治”对抗“选举政治”。他信集团的高人气同样也威胁着王室—军事集团的传统地位，自然暗中支持街头政治，在混乱中发动了推翻他信政权的军事政变。但是，只要是选举，他信集团就能没有疑问地赢得选举，而其他政治力量则不妥协地选择街头政治，一次又一次的王室—军事—司法集团介入。泰国民主政治的结越系越紧。

　　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靠选举式民主不但不能让人民满意，甚至已经失控

　　就这样，发生在既没有“历史背景”又缺少“基础条件”的泰国的西式民主一开始就水土不服，选举式民主越频繁，政治关系就越紧张。选举式民主没有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而是相反。

　　在这种背景下，各派都主张搞政治改革以稳定政局。但是，改革方案如何设计？占泰国人口30%的城市中产阶级提出“众议院议员30%靠选举，70%靠任命”，这一方案恰恰与泰国人口阶级比例相反，因此是反动的，行不通的。但是，简单的按人头的选举式民主也不会有更好的前景。这就需要双方的政治妥协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彼此让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自己割自己的肉，谈何容易！城市中产阶级即便能和农民阶级达成妥协，第三方政治势力即王室—军事集团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吗？至少我们局外人看不到这种希望。

　　泰国中产阶级所搭乘的第三波民主化这趟顺风车，已经把泰国拉向迷途。“选举式民主”最初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当底层民众通过“选举式民主”进入政治舞台而危及他们的利益时，“选举式民主”的推动者又转而反对民主。这就是政治的吊诡之处。

　　作为社会平等化大势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主的本意还是人民主权，是事关人民幸福的大事业，因此不但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有实质民主即人民得到什么，人民是否满意。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靠选举式民主不但不能让人民满意，甚至已经失控。因此，时代呼唤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形式来实现民主的善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语粹

　　●现代政治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移植一种外生性制度，自然会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选举式民主”是同质化社会中的平等化的产物，而在存在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的异质化社会和贫富极化的不平等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数人头的选举政治必然会加剧业已紧张的社会矛盾，政治动荡难以避免。

　　●“选举式民主”最初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当底层民众通过“选举式民主”进入政治舞台而危及他们的利益时，“选举式民主”的推动者又转而反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