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行为到心态再到制度。“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随着一个一个快速行为的累积，人的心态渐渐也发生了变化，不管做什么事，都想方设法快一些，再快一些，形成事事争快的定势。这种求快的心态又逐渐由己而人，推而广之，“快”不再只是隐匿于人们心中的自我节律，而是登堂入室，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管理和治理的硬性约束。翻看近30年的规章制度和各地领导讲话，不难发现，各种“快”的表达词汇步步升级，一个比一个给力。第二，从单项到局部再到整体。一开始只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单项工作，进而就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直到流布整个社会，形成浓厚的“快”的氛围。现在，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饮料，学习是速成班，就连爱情也追求速配、闪婚。第三，从物质到精神再到文化。“快”最初的表现形式多为物质性，比如项目的快速推进，经济增长的几何式递增；渐渐地，这种“快”浸润到人的大脑，进入精神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财富时绷紧神经，只争朝夕。谁快谁就可能先富起来，谁快谁就可能先提上来，一部分人的自觉行为慢慢演绎成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生活样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

　　一种文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人的大脑，又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不及早防备，就会出现“温水煮青蛙”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风险源是维护社会和谐需防范的四大风险源（其余三个是经济风险源、社会风险源、政治风险源）中的最大风险源。

　　五是非理性。置身在“快文化”的氛围中，就像“身在庐山”的观者，看不清本来面目，再加上对发展的饥渴和崇拜，人们对“快”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色彩。只琢磨快的速度，不考虑快的结果；只琢磨跟风赶潮，不考虑是福是祸。早在2005年，全国就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具备哪些条件，则考虑的不多。全国目前耗费巨资建有各类主题公园3000个，只有10%赢利，20%勉强维持，70%亏损。

　　六是变异性。在通常情况下，快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对“快”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结果会发生质的变化。一块石头扔到水里会立即沉下，但如果改变它的运行速度，它就会浮在水面疾驶。《孙子兵法》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在社会学上，不当的速度也会导致质的变化，使结果南辕北辙。“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是古人经验的总结。曹操急于成就统一大业最终败走华容道，拿破仑急于进攻俄国遭遇另一个滑铁卢。我国解放初期的“极左冒进”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本来人们追求“快”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数，但现实中，人们发现，GDP的快速增长反而与内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驰。更令人担忧的是，快文化使社会上一些人中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动辄恶言相伤，拳脚相向，甚至动刀子、泼硫酸，更甚者雇凶杀对手、杀朋友、杀父母。

　　“快”有规律，“快”要适度，“快”须顺势。当快不快，必生懈怠；不当快而快，必受其害，结果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

　　“快文化”如何降温退烧

　　当“快”成为一种文化，其影响和作用就远远超出了“快”的应有之义，成为与“科学发展”相背离的一种社会现象。“快文化”亟待消解。

　　首先，应弄清为何而快，为谁而快。《旧唐书》里有一句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毫无疑问，“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人”，是“百姓苦乐”。“人”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求“快”之道，必须围绕四个“人”字展开。

　　问题一：是不是为了“全体人”？在快的急行军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人。决不能只顾自己跑得快，而将一部分人甩掉不管。

　　问题二：是不是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质产品，又要精神产品，还要政治产品。只顾物质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经济人社会”，物欲横流，人多趋利；只顾精神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乌托邦社会”，虚无缥缈，空中楼阁；只顾政治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政治人社会”，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颇的快都是毫无意义的快，关键要看这个“快”是否扣紧了社会价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是否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

　　问题三：是不是为了“多代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不可谓不快，但当中也存在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透支。如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形成的自然风景遭到破坏，很难修复；如污染环境几代人受害，过度消耗资源与子孙争饭吃。因此，求“快”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问题四：是不是为了“具体人”？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为人民服务”，“文革”时喊得最响，人人胸前都挂着这个牌子，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谈服务。任何一项政策的设计都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省略主体、虚化主体、空喊口号。

　　其次，应在制度层面予以规正和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只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猫黑猫都是好猫。这在特殊时期的正效应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问题，给“快文化”的滋生、发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须从制度上予以规正和约束。

　　一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成功走过两步，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赛程过半”。可以说在“量”的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在“质”的问题上，存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本主导劳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今后，要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如果仍然坚持“以快论英雄”，那么转变发展方式注定是一句空话。所以，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评价考核制度，把快文化装进“笼子里”，让快文化在规定的边界里运行。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应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和考核内容，比如再也不能单纯“以快论成败”，而要以好为先，好中求快；再也不能老盯着GDP，而要关注HI（幸福指数）和HDI（人类发展指数）；再也不能把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涉及民生和公平的数据搁置一边，而要作为预期性甚至是约束性指标硬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对不同地区的考核要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尤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要求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行为发生。

　　三是分类指导。国家虽然已经在总体规划中制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大主体功能区，但是多年形成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惯性，仍在“激励”着我们不少的干部。没有条件为什么要硬上呢？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硬来呢？各级各地在规划和部署工作时，需要的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

　　四是以“科学文化”取代“快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全部内容的“科学文化”就是消解“快文化”最好的钥匙。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只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大容器”，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穿上“科学发展”的外衣，就算“科学”了。事实上，这种语境下的所谓“科学发展”只是贴上一个“科学”的标识，形式“科学”了，内容上依然故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把科学发展观由“大容器”变为“过滤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到里面过滤一下。

　　再次，进入小康时代应提倡慢生活。印第安人有一个观点，肉身和灵魂脚步的速度有时是不一样的，肉身走得太快，会把灵魂走丢。按照他们的信仰，如果连续三天赶路，第四天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天，以免灵魂赶不上匆匆的脚步。中国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学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老庄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蕴涵的是遵循自然节律的哲理。中国人请人吃饭，爱说“慢用”；吃完饭送客，爱说“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语，“慢”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

　　一应合理引导社会需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谚语，“疾驰的快马往往只跑两个驿站，从容的驴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国也有一句颇为相似的谚语“蒙蒙细雨能持久，暴风骤雨一扫即过”。这些谚语表明一个道理，慢些，就会更快；慢些，就会更远，决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应让社会成员的胃口疯长，不能什么都要跟国外比，应冷静地面对美国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的现实。每个国人都应明白，“坐在宝马里伤心地哭”是假幸福，“骑在单车上会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种媒体应切实担负起修复大众审美偏离的责任，引导社会理性客观地追求，不能只讲述功成名就后的风光无限，而应更多宣传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艰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个案大肆渲染，而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凭借规定动作稳扎稳打的平凡百姓；不能只把镜头对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城市，而应更多地聚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

　　二应创造慢生活的宽松环境。一要建立并落实休假制度。美国总统每年都有法定的假期，《圣经》上说，上帝在第七天也是要休息的。我国虽然也规定了休假制度，但是真正执行的寥寥无几，大家最缺的就是时间，除了忙还是忙。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一定要把休假制度作为一种常设制度并坚决执行。二要发展适合慢生活的舒适环境。目前全球共有25个国家140个城市建立了“慢城联盟”，加入“慢城”必须符合世界慢城联盟规定的“七大标准、四大前提、八条公约和五大行动准则”。他们共同的图腾是蜗牛，慢城里的汽车限速为20公里，植物禁用农药化肥。我国目前仅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联盟。三要营造慢生活的氛围。意大利一个慢调生活组织提议设立“国际慢调生活日(SLOWDAY)”。记者卡尔·奥诺雷向美国国会建议将每年10月24日命名为“官方无手表日”，号召人们扔掉闹钟和手表，找回那些被工作挤占掉的业余时间，寻求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充分享受自由，享受高科技文明的便利，而不是做时间和技术的奴隶。

　　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兴起，这是被“快文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做出的行为反弹。如果说温饱时代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那么在“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成了问题的今天，再不惜一切求快，只会徒增社会病，降低幸福感！

　　本文语粹

　　■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在当下“快文化”的冲洗下，已是凤毛麟角。

　　■“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省略过程的“快”一旦成为文化，社会自然会弄虚作假，破坏程序，不讲规则，这是眼下中国人心浮气躁的源头。

　　■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论”而文，此风已泛滥成灾。

　　■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饮料，学习是速成班，就连爱情也追求速配、闪婚。

　　■在通常情况下，快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结果会发生质的变化。

　　■在社会学上，不当的速度也会导致质的变化，使结果南辕北辙。

　　■决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