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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著有《刘奇文丛》六卷。
刘 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称奇。短短30多年,几亿人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快”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标杆,成为一种浸透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人们都在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来不及感动。尽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人们额手拭目:“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是什么孕育了“快文化”
“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发于群体共鸣,成于价值导向。“快文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多种因素的凝结、多重力量的聚合。
一是“穷怕了”的求变心态促使“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陷于集体贫困,尤其是“三年饥荒”,成为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阴霾。今天,祖祖辈辈的贫困链已经打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吃不饱的现象基本杜绝。但“饿怕了”、“穷怕了”的心理却挥之不去,加上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没富起来的人似乎担心哪一天一夜之间温饱又会成为问题,而富起来的人似乎担心哪一天自己挣得的财富会一下子付诸东流,于是,当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开阻碍发展的“水泥板块”时,“终于逮住机会”的人们,就拼命抢时间,争速度。一度亚健康遍及社会,过劳死屡见不鲜。
二是国际比较差距牵引“快”。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自我感觉良好,当时一个普遍的心态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需要我们去解救,有那么多人不如我们,自己当然很幸福。国门一打开,顿时傻了眼,当大多数中国人想求一辆自行车而不得的时候,美国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停着两辆汽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百姓急了,政府也坐不住了,赶紧追赶,参照坐标即为发达国家。这种追赶,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更多地涂上了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快”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由于差距过大,别人还在继续赶路,短时间接上轨绝非易事,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去追赶。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爱斯基摩结构,这种“快”就类似于爱斯基摩结构中拉雪橇的“力狗”,拼命追赶,越跑越快,越追不上,越要加速。
三是现代科技传导“快”。欲望、技术和智慧构成了现代哲学最基本的话语体系。技术是实现欲望的工具,现代科技则是“快”的翅膀。美国一位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他认为,在源代码、搜索技术等十大现代科技的传导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越来越快。科技的传导,使天涯成为咫尺,大家互相看着比着,谁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谁就可能被这个时代淘汰。于是,你追我赶,唯恐落后。
四是不断吊高的社会胃口推进“快”。马斯洛理论表明,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求滋生出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人们共同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了就是幸福,后来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却变成无数个。人们现在的兴奋点是要千方百计地赶超别人,不是求更好,而是求最好。动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再不济也要弄个区域第一,无节制地扩张欲望,超现实地盲目追求,导致发展越快,攀比越严重,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越强。
五是政绩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当官要趁小”,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为了赶上当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无限的,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无限向上的资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突击队”,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吸引领导眼球,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先整几个“地标建筑”忽悠一下。更为可怕的是,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求速度,导致朱镕基所说的“王八蛋工程”屡见不鲜,不仅一般的道路、桥梁、楼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军事建筑,飞机场、火车站有的也一样弱不禁风。一项研究表明,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进GDP快速增高。“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工程,才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为子孙谋,没谁看得见,或被视为无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六是“日新月异”的价值标杆催生“快”。“日新月异”是汉语词汇中形容变化快最常用的修饰语。现在说哪个地方日新月异,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日新月异”已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审美判断的一个标杆。一些地方对下面的要求是两个月组织一次检查,只看新项目、新成绩,旧的不看,逼得下面只好不顾一切造新的,变着花样出政绩。这个标杆有两个核心刻度,一是“新、异”,二是“日、月”,前者强调发展的状态,越新越异越好,后者强调变化的时间,越短越频越好。在这种度量标尺的丈量下,一个个标新立异的事物在短时间内应运而生,进而演化成集体时尚。比如,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想搞出一个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结果中国成了世界奇形怪状建筑物的试验场。中国城市不仅比赛长“胖”,竞相扩张地盘,还比赛长“高”,摩天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日新月异”的价值预设还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求统一而废个性,追逐新而忘记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异,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忽略了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基因,但在当下“快文化”的冲洗下,已是凤毛麟角。城市一样化,集体无个性。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新月异”一旦成为工作标尺,人们就可以对制定的规划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甚至否定历史从头再来,导致“规划”成“鬼话”。在中国历史上,推倒重来的折腾差不多就是中国王朝更替的规律。
七是动力机制失范盲目“快”。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不该快的快,该快的不快。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个前沿科技方面,这三大技术我们与世界相差甚远,本应快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却没能快起来。相反,不该快的,快得惊人。近几年出现的“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二是“圈钱”,利用股票市场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资本不翼而飞。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业掠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项目。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甚至出现“无机可飞”的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斥巨资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在动力机制失范的情况下,许多狂想都会出现,许多狂“快”都会产生。
今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场域内,人人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快”是一把双刃剑,合乎规律、不越边界、遵循科学的“快”能指向天堂,反之,只能把我们带向相反的地方。这是由“快文化”的特性决定的。
一是加速性。媒体报道,英国怀斯曼教授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调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人们步行的速度加快了10%,大街上到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跟物理学上的加速度原理一样,在社会学上,发展中的事物一旦失去约束,就如同物体之间失去摩擦力,也会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发展态势。
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大环境下,“以快论英雄”的畸形偏好被社会普遍接受,“快”意味着一切,只要能快,就是本事。导致一些人在追求“快”的道路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顾后果。这种超越规律的加速,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想减速都很难,更不要说停下来。《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可以用来解读快文化的加速性带来的后果。
二是省略性。一味图快,只求结果,只能省略过程。朝为田舍郎,暮就想登天子堂,做任何事都巴不得一步登天。一些酒厂,省略窖藏甚至酿制的过程,用工业酒精与化学药品勾兑,十年的味道,甚至百年的味道,十分钟即可搞定;一些项目,不顾物理反应和化学变化的基本时间要求,压缩工期,偷工减料,导致豆腐渣工程频频出现。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对媒体感慨:他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里。“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人打算做的。”大前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省略过程的“快”一旦成为文化,社会自然会弄虚作假,破坏程序,不讲规则,少劳或不劳而获。这是眼下中国人心浮气躁的源头。
三是裹挟性。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同化力和裹挟性。快一旦成为文化,便形成“漩涡效应”,不管你该不该快,能不能快,愿不愿意快,不管你是工、是农、是学还是商,统统把你漩入其中,想躲都难。不少孩子希望家长是“富一代”、“权一代”,这样可以一步跨过二十年,学生中比阔拼富,从幼儿园到大学普遍存在;一些研究者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论”而文,此风已泛滥成灾,逼得评审者不得不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检测真伪。快文化的裹挟效应,导致跟风盲从,人人不必思考,不愿思考,不想思考,也来不及思考,社会以顺潮跟风、随波逐流为能事。一个不善思考的社会,不知会滑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