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表现在危害直接，且局部危害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家关于农村、民生的方针、政策，都要通过村委会和村干部来落实。实践证明，一个村工作搞得好不好，各项事业发展得快不快，与村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村官在整个农村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表率作用和协调作用。正因如此，2014年4月，为认真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整改意见，着力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吉林省纪委通报八起农村基层干部侵害农民权益、贪污截留涉农惠民资金典型案件，严肃追究领导责任，规范农村基层干部权力运行。这八起案件都有村干部的身影，其中七起案件的主要违法人员是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小组长。吉林省的专项整治应当说充分认识和说明了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一是影响党和国家关于农村、民生政策措施的落实。村委会承担着政府代理人、集体产权代理人、社区管理者的三项职能，多重职能凸显村委会在农村的重要性。处于农村最基层的村干部队伍，成为能否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的政策并让广大农民获得实际利益的决定因素。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和公务员，但是其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形象。村干部总体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些村干部腐败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危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危及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政府各部门、机构的农村工作都需通过最基层的村官来落实，村官的工作艰巨而复杂。水利、卫生、农牧、计生等部门的工作都需通过村干部来参与，各种惠农政策、社会福利性、救助性等工作也需要村官来进行福利分配。所以，村干部的廉洁、村委会职能能否得到积极发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能否得到真正落实，关系到农民能否富裕起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任务能否最终完成。可以说，村干部腐败犯罪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

　　二是直接侵害农民切身利益。作为村民带头人，村干部的作用实际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在农村典型人物的宣传中我们可常见这样的报道：某村委会主任带领某村脱贫致富，奔向小康。这个村落在某“村官”的个人能力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村官”个人对局域农村影响之大。但是,反过来一个腐化的村官也同样可以导致或者加剧局部一个村落贫穷与落后，因此村集体、村民的命运往往与村干部有着直接关系。以乌坎事件为例，村集体经济硬生生因村干部的腐败而陷于停滞。体现在犯罪客体方面，传统贪污贿赂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国家财产以及公务活动的廉洁性，而村干部的贪污贿赂行为则显非如此，因此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存在内在的矛盾。而现行的关于贪污贿赂行为规制的刑事立法的经济制度背景是以城市为典型的国家所有制度，本质上是立法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体现，它忽视了城乡二元差距的巨大现实，忽视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区别和不同特点。

　　三是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村干部廉洁还是腐败，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政治方向和经济发展，关系到基层的稳定。关系国家的稳定大局。“村官”是生活在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一个“官员”群体，尽管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但确是最贴近老百姓的领导群体。其腐败将直接关系民心的向背，村干部的腐败在农村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农村生活条件较为艰苦，村干部哪怕有一点腐败行为，村民都会盯在眼里，反应强烈。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特别是试行村民自治以后，农村基层民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与前相比，村民管理村务的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监督村务的积极性得到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村务公开的推进，村民逐渐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渠道来维护自身利益。如果一旦忽视了村民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就容易与村民产生矛盾。村干部犯罪在村庄的局域内存在，一旦查处不力，日积月累，农民积怨终爆发，极易引发局域内农民的震荡。在农村，由于村干部腐败，数百名农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长期上访的事件屡有发生。更有甚者，如处理不慎，会酿成一些群体性事件。

　　四是危害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政治进步的具体反映。农村基层民主在解决农村社会政治稳定问题、密切党群关系、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村干部职务犯罪，使得村委会权力性质发生相应异化，结果是村委会职权侵蚀了村民自治权。村委会职权本应与村民自治权统一，村委会职权来源于村民自治权，服务于村民自治事务。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和所有权，是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行使，但是却往往由此异化为村委会主任等少数村干部的个人权力。村干部职务犯罪所伴随和衍生的必然是贿选、村民自治虚化等现象，最终侵蚀村民自治制度，危害基层民主。

　　（作者单位：通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