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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科干久了,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
儿科医生里,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我们是大夫,更是母亲。病儿无助和恐惧的眼睛,让人没法无动于衷。
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有一次给一个6岁的女孩做腰穿麻醉。孩子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小小的身体竟有些微微发抖。我拿起针头,轻轻扶起她的身子,眼泪就止不住地落下来。作为一名专业医生,我竟然下不去手——我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在我们的病房里,时时都有“哇哇”大哭的孩子和焦虑万分的父母。急诊室更喧闹些,常常有家长像疯了一样闯进来,不顾一切地央求医生先救治自己的孩子。那种抓狂,是我们怎样安抚都平息不了的。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我能理解他们的焦急。所以,我尽力让自己做得最好,好到真的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仔细想想,我还是挺欣慰的。这些年来,我没跟家长吵过一次架。我遇到的大多数孩子家长,对医生还是挺理解、挺信任的,这种理解和信任常常让我心头一热。
病房里曾经有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姓孙,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从10个月大起,她几乎每隔两个月就来住一次院。苍白的小脸、发青的嘴唇,以及她已显苍老的父母,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这种心脏病的成活率大概在三分之一。为了争取这33%的生的希望,她每天要接受十几种药物的治疗。
她爸妈手里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孩子的病情和用药的每一个细节。每次来病房,他们都会拿出那个本子,指着上面的数据说:“大夫你看,这些指标多好!说明用药有效果了,咱们有信心!”住院几年,我不知道给孩子下过多少次病危通知书。她的爸爸,一位东北汉子,从来没有掉过一滴泪,每次都干干脆脆地说:“我签!”
我们相互鼓励着,坚持着。可小女孩还是走了。
第二天,这位胡子拉碴的爸爸红肿着双眼来到病房,仍然淡定地对我们说:“孩子让你们费心了!”说着,他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对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我知道他在竭力克制,想安慰安慰他,可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无声地起身走出病房,我们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去。走着走着,只见他一下子蹲在楼梯拐角处,肩背一耸一耸地哭起来。此时,我们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润了,我们知道,他的心里有多痛!
像他这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如此理性地对待医护人员的患儿家属,实在让我们感动。但也有些时候,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
在每次诊断前,我都会将初步的诊断结果,以及治疗的设想、手段,原原本本向家长讲清楚。有的家长笑着说:“你们大夫说话怎么跟律师似的。”我也就跟着笑一笑。其实,我这样做一是出于医生的本分,二来,也是因为现在脆弱的医患关系。
医院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有的家长拿着手机,指着“百度”出来的病状特征,与医生针锋相对,指责不休;在急诊室,有些控制不住情绪的父母,会破口大骂甚至出手动粗;在病房里,有的年轻父母拿着药单子不走,对医生露出不屑和怀疑的表情。那种时候,真是觉得心很累、很苦涩。
一位父亲抱着发烧的患儿在急诊室看诊,等着等着大喊起来:“你这大夫到底有没有能力啊?看病这么慢!你看我孩子都烧成什么样儿了!”而此时,我正在紧急处理眼前两个癫痫发病的孩子,忙得抬不起头。谁知道,孩子的妈妈冲进来,劈头说孩子的爸爸:“你对着大夫吵什么啊?一会儿她给咱孩子乱开药怎么办!”这话说得我血直往上涌,我一下子扭过头,涨红着脸愣了愣,但终究还是忍住了,没有作声。
过了一会儿,那位父亲也沉默下来,他抱着孩子坐到了我的面前,有点手足无措地赔着笑说:“大夫,您不明白,刚才我都是为了孩子。”“我明白。”我轻轻应答。他可能真不知道,每天接诊将近100个孩子的我们,有多少次顾不上吃饭,有多少回顾不上喝水。
这样的委屈确实令人沮丧,但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职业追求。至今,我仍然超级热爱我的工作,我在乎这种“被许多孩子需要”的感觉。全国有好几亿孩子,而儿科医生只有几万人。在这样悬殊的比例下,我们每一个儿科医生都别无选择,只有拼尽全力。
总忘不了我曾经收治过的一个5岁小男孩,每次轮到我查房,他总是紧紧抱着我的腿,像个“小跟屁虫”似的,爸妈怎么说,他也不肯松开。每每他仰起头稚嫩地唤一声“毛大夫”,我就觉得:干这份工作,再怎么辛苦,值了。(本报记者 杨舒整理)
记者手记
希望更多的人来当儿科医生
本报记者 杨 舒
在对记者的讲述中,毛莹莹几次红了眼眶。她私下说,其实常常觉得自己不那么适合当大夫,因为心肠太软,牵动太多情绪,常常受不住。
在她眼里,孩子的生命娇嫩如花,有时生死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心理准备。她还记得自己25岁时收治的那个早产男婴,由于不足月,心肺功能极度羸弱。整整一个月,她日夜泡在病房里,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孩子的生命一度蓬勃起来,小小的身体迸发出求生的力量,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从此之后,她早晨上班时,特别害怕听到夜班传来不好的消息。
也是她,向记者眉飞色舞地描述新生儿病房一个个“有爱的小生命”。她说:“看到孩子们懵懂无知却又那么用力地吸吮着乳汁,你会感到他们是那么努力地活着。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对得起孩子的这份儿努力。”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有更多的孩子在等着我们。如果能有更多的儿科医生加入进来,我们会做得更好些。”毛莹莹最后说。
(作者系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