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持续取得成效，疫情快速得到抑制，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发挥着独特作用，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是信息旋涡现象突出，央媒权威作用凸显。在本次疫情期间，各路专家众说纷纭，大部分是正确和准确的，但有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公众选择相信谁？无疑还是更愿意相信权威。这一现象提醒我们要珍惜央媒和专家的权威性，同时部分专家也需要提升媒介素养，提高科技传播效能。
疫情期间，电视媒体资讯节目传播能力有明显增长。在非互联网人口中，电视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且电视访谈节目的权威作用和全媒体功能对舆论场影响巨大。
为应对疫情中的谣言，新华社开设“求证”平台，用认知迭代方式去了解一个未知事物，这是正确的求知过程。腾讯新闻较真平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别版已为用户提供了超过5.36亿次服务。同时，在舆论场中，也存在为了一个正向的目的而去编造谣言的现象，当我们严厉打击谣言时，也要注意甄别这类谣言，只有真实才能真正实现“正能量”。
二是平台媒体主流量渠道特色更加明显，平台媒体共存成为常态。从2009年微博兴起，到2013年微信公众号爆发，推荐型新闻客户端大兴于世，再到2018年开始的短视频火爆。目前已经形成：微博、微信、资讯客户端(聚合型和推荐型)、短视频等四大主平台。这四大主平台将长期共存，成为网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流量来源。平台化阅读已经成为网民的习惯，媒体融合的前路要么是成为超级APP，要么是完成超级ID到IP的演化。
三是应急状态下信息获取需求井喷，带来了普遍的流量增长。在某些特殊节点，每天观看各类资讯和社交类手机应用点击人次达到220亿之多。笔者个人微博发布的一条关于监利县中医院的求助视频，阅读量有2300万次。截至2月2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新冠肺炎求助通道，累计转发1400万次。截至1月27日零时，电影《囧妈》在“头条系”的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平台总播放量超过6亿，总观看人次1.8亿。央视频慢直播至3月9日共有1.3亿人次观看。
四是传媒资源力量的互补式联动，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知情权应该放在第一位。国务院客户端在本次疫情中，高速高效地整合各类互联网+服务，有效地调动体制资源，实现了行政互联网化的新应急模式尝试。央视推出“共同战疫”病患求助信息平台，武汉地区非新冠肺炎危重病患的求助信息也会转交相关政府部门核实解决，尽可能让所有病患的求助得到有效回应和救治。腾讯新闻“疫情实时追踪”H5，集纳可视化地图、数据、辟谣、医疗等多个模块，为近8亿人提供19亿次服务。以“健康中国”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在权威防控、一手信息通报方面作用显著。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机构自媒体在主流资讯之外提供了重要且及时的补充服务。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发挥了信息发布和救助服务功能。传播力既是求救力也是救助力，微博的广场特征、微信的圈层特征恰好形成信息互补的局面。
五是以网络舆论为高速迭代的重要反馈面，力争防控措施有所好转。早期武汉地区患者人数众多，医疗资源不足，难以解决全部问题，病患者在网上发起求助。随着情况好转，2月中下旬后，政府对于网络信息的反馈一般以天为单位调整，力争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其间浙江等地出现了“健康码”等大数据措施。各地逐步能够对网络反映出来的某些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防控策略调整，这也是当下政务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应该学习的新技能。
六是人文关怀，“低级红”，“高级黑”以及反思现象。在舆论场议题中，人文关怀是高价值话题，中国社会的全面小康化，带来“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现代版，人们希望抗疫过程中看见更多人性之光的体现。
而抗疫中出现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则在提醒我们，需重视时间、环境、背景及公众反馈，只有从公众的心理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传播的规律出发，才能真正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反思也是每逢灾情舆论场常常凸显的现象。疫情是灾难，抗疫则是一场人民战争，优化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场必须成功的大考。
基于上述特征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讲好中国事实，事实最有生命力。实事求是是我们一贯所提倡的，社交媒体时代，把故事交给普通民众在网络中去讲，把事实和真相交给媒体和专业人士去说，这应该是未来的大方向。英雄来自于人民，英雄的塑造也以人民的共鸣为依归。
二是把握公众的信息及情感需求，做到资讯供给和情感需求相对平衡，抚慰众生之焦虑，激活众生之共鸣，触发众生之善行。民之所需即我之所愿。
三是把风险警醒作为媒体的重要功能，不仅仅只关注热点，而且要引导公众更多地去思考和关注风险点，形成规避风险的舆论态势。
四是大力引入AI和大数据，进一步改造我们发布信息、传播资讯和服务反馈的能力，力争进一步迈向全员、全息、全程和全效媒体。
五是综合利用网络的“正能量”传播、舆论监督、风险警醒和社会服务功能，发现施政缺漏，增强官民互动，及时迭代微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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