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郑岩著、郑琹语绘；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郑岩和女儿郑琹语合作的新书《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让人拿起来就不想放下。读者随便翻到哪里都可以马上开始阅读，因为每一处都是图文对照，独立成篇，右边一页是女儿细腻的水彩手绘文物，左边一页是爸爸富有镜头感的文字，两种解读，一种情愫。

　　书中所选的近90件文物，时间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朝，纵横六千年以上，出土地点从新疆沙漠到渤海沉船，范围覆盖广阔，主要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类型器物，像人面鱼纹彩陶盆、后母戊鼎、四羊方尊、长信宫灯、铜奔马等，更是大家早已在历史教科书上打过照面的国宝。翻动书页，就像流连于博物馆，形成有关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成就的大略了解。但细读下来会发现，作者初衷绝非构建线性的美术发展史，而是着眼于小处，见微而知著，代文物说出它们的故事。

　　“历史是一出大戏，一件小小的道具也令人荡气回肠”，这是作者对于所选取文物的基本定位。很多年来，我们在实物研究中倡导“透物见人”，这当然是一种较高的境界，但在努力“见人”的追求下，似乎经常直接、轻易地穿透了物，于是那些静止的物很多时候被视作无生命的标本，或是用来填充已有知识的框架，或是成为某种研究范式新的注脚，我们往往忘了将目光在这些小物件上多停留一会。

　　《年方六千》并不是将文物视为常规意义上的“道具”，随手拿来解释历史问题，而是充分意识到它们的出现本身也是历史问题。本书所作的努力，一方面响应当下潮流，如美术史界呼吁回到作品本体，还有历史学界提出的重视文本物质性；另一方面，这样的自觉无疑也和作者具有考古学与美术史双重学术背景有关。在作者看来，考古学习惯做大数据处理，强调证据的完整性、系统性，善于找出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而美术史是将研究对象看作“作品”，对独特性极为敏感。考古学和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既彼此制衡，又相互补充，能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颇为理想的。

　　书中出现的“黑陶高柄杯”，相信许多读者在博物馆隔着玻璃见过，留下的印象估计多是“薄如蛋壳”“世界陶艺史上的巅峰之作”。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绘这件杯子的造型、纹饰、尺寸、重量、质感，不停地使用“险象环生”“粉身碎骨”“荡气回肠”等让人呼吸紧张的字眼。为何能如此“入戏”？在《写在前面的话》中，作者自己给出了回答，原来早年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期间，这件文物曾赴我国台湾地区展出，展览结束后他将蛋壳杯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包好，护送到基隆港，待文物从海路运抵青岛港，他带车前去迎接，回到馆里第一时间开箱检验。只有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接触文物，只有摩挲呵护过它们，方能产生“今人也能见古月”的体验。

　　像这样不能为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所体现的感受，在《年方六千》的文字里处处可见。如同作者所言“诗比历史真实，艺术离人心更近”，理智与浪漫本就不该二元对立，平正与活泼可以起伏交替。历史是静止的过往，求真是学者们的本质追求，历史也是流动的盛宴，我们加工“食材”的手艺多种多样，做出来的菜肴也无需是一个味道。

　　众所周知，文物热、考古热和博物馆热最近几年日益升温。相对于公众多层次的知识需求，业内人士提供的文化产品还存在不足。在我看来，通俗写作绝不是学术语言的翻译那么简单，在获取资讯如此便捷的时代，学者和公众的关系也不只是我讲你听，我们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会获取反馈，因为大家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互动交流中彼此都会受益，使得知识普及和专业研究互相促进。作者在书中的表述，很多时候都留有余地，应该就是邀请读者们一起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