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以及所有时代埃及考古学最重要发现的罗塞塔石碑，至今依然流落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一向寂寞如初的石碑，虽然早已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荣耀，但如今仍然日日向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诉说古埃及的历历往事。其中，也包含血色的税收故事与悲伤。

　　罗塞塔石碑镌刻于公元前200年，时在伊比法尼的托勒密五世统治时期，直到1400年之后才出土。早在1799年7月15日，随着拿破仑占领埃及（1798年-1801年），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称为罗塞塔的港口城镇郊外发现。在1801年拿破仑大军被英军打败投降撤退时，并未依约缴出石碑，而是将它藏在一艘小船上准备偷渡回法国，但途中被英军捕获。事后经双方协商，法方保留了之前的研究成果与石碑拓印，英方则获得了石碑的实际拥有权。这就是如今伦敦大英博物馆罗塞塔石碑的来历。

　　罗塞塔石碑上记载的关键信息是——少年国王托勒密五世对当时大规模税收起义做出的堪称税收治理经典的反应。

　　穿越历史，回到托勒密五世时的埃及，那时的埃及，早已被内战折磨得几近崩溃。因此，当埃及士兵在东方取得军事胜利回国之际，发起救民于倒悬的起义就成为他们的共识。因为凯旋而归的士兵们认为：埃及已经被沉重的税收负担压垮了，要恢复少年国王托勒密五世时期的秩序与辉煌，必须进行起义和革命。因为托勒密五世时曾经发布过一个十分重要的《和平宣言》，化解了一次大规模的税收危机。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普遍性地减免税收，降低国民的税收负担，减轻国民的税痛。具体条款有：从监狱释放欠缴税款的人以及因拒绝缴税而造反的人；免除国民的纳税义务；邀请逃亡者回国并归还被没收的财产；免除神庙及其农作物和葡萄园的纳税义务，等等。这个宣言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被后世誉为“给饱受战乱的民族带来和平的勇敢举措。” 当然，“这也是政府对于造反者和僧侣的部分妥协”。

　　毋庸讳言，罗塞塔石碑的树立，直接得益于僧侣，僧侣是罗塞塔石碑诞生的直接动因。简而言之，因为僧侣是《和平宣言》的最大受益者。对他们而言，“是一条致富之路”。而且，自从埃及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被亚述人占领，后被波斯人奴役，最后被希腊人征服以来，神庙一直丧失了它们的免税特权。而《宣言》似乎给了他们“一个光明和繁荣的前景”。但如果要具体落实这些权利，仍然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如何防范国王征税官很可能的违法乱纪及其横征暴敛。这就需要一个物化的能看得见的永久的物件，以便时时提醒和警示国王的征税机关及其征税官，告诉他们：“神庙圣地，闲人免进！”以期警示和防止有野心的征税官进入神庙。

　　问题或在于，托勒密五世是处于无限的仁爱而主动减免国民税收的吗？对此，当代税法学家理查德·查尔斯告诫我们：“统治者是不会出于善良而减轻税收负担的。权宜之计和贪婪造就了高税负，通常，它需要一个迫在眉睫的巨大灾难才能减轻高税负。”如此观之，罗塞塔石碑记录的《和平宣言》，一定是因为一个极端“不和平”的现实财税危机所迫。比如，欠税可能已经累积到无法追回或者令国民无法忍受的程度，或者劳动力已经大量流失，无人种田，无人劳动，致使田园荒芜，商业凋敝，经济衰退。又比如公共设施已经毁损到无法满足最低的公共生活的地步，比如大坝严重失修，洪水泛滥几乎威胁到整个国家。还有，大量从监狱释放囚犯，也可能是因为监狱早已人满为患。或者，国民大面积逃亡是为了逃避因为拒绝纳税而至的惩罚，等等。这一切乱象的存在，无不意味着国家统治的全面危机。因此，在万般无奈的境遇下，统治者才不得不选择了这一几乎“孤注一掷”的下策，寄希望于因此而结束沉重税负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之系统性混乱。

　　简而言之，罗塞塔石碑的税收警示在于：

　　首先，沉重的税收负担会扼杀整个社会创获财富的原初动力，并直接扭曲经济、社会生活，进而摧毁公共生活的基础，打乱共同生活的秩序。

　　其次，面对大规模的税收风险和危机，统治者应该学会妥协和协商，特别是“当愤怒的纳税人发出强烈的抗议时，政府应当发出抚慰宣言。”而且，政府及时使用税收豁免，应是制止国内骚乱的一种经常性药方，特别是在遏制因为税收而致乱的大规模税收冲突事件时，应是最先考虑的应对策略。

　　同时也告诫我们，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征税权，是一切腐败和危机的总根源。事实上，罗塞塔石碑正是僧侣们为了遏制征税权的滥用，保护他们的税收权利而建立的。因为，正如伟大的俄罗斯学者罗斯托夫采夫经过一生研究得出的结论所言：正是“埃及征税官员持续和有增无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全国性的激励衰退。”当然，也因此才有了不得不应对最危险的“不和平”危机的《和平宣言》。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