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感谢施亚西教授和田建业先生，1990年代初，他们作为杜亚泉先生家属，首先把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先编成《杜亚泉文存》。此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王元化先生，如果没有他的这篇15000字的长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先生的影响不会传播这么快，这么广泛。王元化先生在1990年代初有一场对中国当代思想的反思，这也是对他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反思。他觉得20世纪中国有那么多历史教训，很重要的原因是太激进了，总是相信极力变革，强调反传统。他的反思在1992年时刚刚开始，当时读到杜亚泉先生的这些被埋没的著作，他真是大吃一惊，他说：我现在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都有非常成熟的思考了。所以他最后写成了《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这篇文章在《文汇报》用两个整版发表。当时大家脑子里还是激进的东西，而王元化先生肯定了杜亚泉的中西调和思想的积极意义，并反思了陈独秀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王元化先生在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他进行反思，当然很轰动。很多当时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也开始关注杜亚泉，写了很多文章。两年以后，北京三联书店把这些文章集辑起来，出版了《一溪集》，当时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美国、台湾地区、欧洲的学者中，有几位专门对杜亚泉作了研究，更多的学者把杜亚泉的思想作为重要的文献，引入到他们对中国的“五四”和中国现代思想的思考中。

　　今天回过头看，杜亚泉先生在世时是比较寂寞的。傅斯年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他就讽刺杜亚泉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认为他是被淘汰了的。实际上到了1920年代以后，杜亚泉已经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边缘化。但是，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历史是不会淹没他的。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再来看这些思想，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大师，我把他的思想称为“另一种启蒙”。陈独秀和《新青年》是启蒙，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有20世纪另一种“温和的启蒙”，不以反传统的方式，而是和传统加以调和，把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启蒙，杜亚泉先生就是另一种启蒙的代表者。除他以外，还有“五四”时期的梁启超。

　　每隔10年，我们重新阅读杜亚泉先生留下的著作，都会有新发现。20年前王元化先生发表在《文汇报》的长序是反思激进；10年前，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上海历史学会在上海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文汇报》又发了一个整版的纪念文章，主要讨论“另一种启蒙”，讨论中西调和。最近这10年来，我也写了一些文章，也涉及到杜亚泉先生的研究。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敏锐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文化政治问题都有非常敏锐的观察。那些过去我们忽略的思想，今天又陆续被重新发掘出来。此处我就讲两点。

　　民国初年共和政体失败，杜亚泉是最早进行反思的学者。他思考了共和政体失败背后的重要原因，他称之为“迷乱之人心”——一个世道不怕其他乱，只怕最后乱到人心，人心乱了是大乱。人心为什么乱？过去儒家奠定了中国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再乱，终有一天会大治，但是民国初年，儒家崩溃以后，新的一套价值又不能完全让大家接受，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叫“缺乏核心价值”。杜亚泉在《新青年》之前，在《东方杂志》里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要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

　　另外，我们过去都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是进步的。杜亚泉先生在民国初年就思考过，进化论给中国带来的当然是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过度相信竞争，相信以物质为中心。中国后来产生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物质主义，大家都相信物质的力量，而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杜亚泉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很大的伤害。他有一段话，非常深刻，他说：“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这段话是100年前写的，他在100年前已经注意到无序竞争、过度竞争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是经典，反复回味，又能读出新的意思。他的思想会反复启发后人，让我们看清未来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路。我们每隔10年要纪念他，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是让杜亚泉先生的思想成为照耀未来的一盏明灯。

　　苏智良（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天这个会议之前，我拜读了施亚西老师编的小册子《文化前辈杜亚泉》，很有收获。我个人接触到杜亚泉先生的思想是在30多年前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当时我的老师说，你们要做近现代研究，至少要去读10年以上《东方杂志》，所以我当时是通过《东方杂志》接触到了杜先生。当时还年轻，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也不一样，他很多思想还没有读出味道，这是一个最初印象。

　　首先，杜亚泉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是一位思想家和学问家。他学贯中西，疏通文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尤其在植物学上有精深的造诣，文科方面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教育学等等，另外还包括医学，他很早提出中西医的融合。他所涉猎的学问，恐怕是现在一所大学几十个系才能够涵盖的，真是一个天才。这样一位大师，我们过去对他的关注太少，特别是他的很多思想。我想，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会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日益显现。当今我们要治理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少不了要从杜亚泉的思想中寻找启迪，寻找答案。

　　第二，杜亚泉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的成才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一个是绍兴地区的人文积淀，这块地方几千年来都非常重视文化，而且它地处海边，随着近代的开放，现代化的浪潮已经影响到这个地方，没有这种地域和家庭的背景，他后来也不可能成为大学问家。第二个是他本人的因素，他的聪慧和勤奋，他的爱国和开放的心态，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大师级人物的很重要的因素。第三，我们也需要看到上海近代城市这样一个场域，在他到上海生活、工作的时期，上海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成为中西荟萃的思想地，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杜亚泉先生能与很多思想家、学问家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包括西方文化，这些使得他进一步升华。

　　第三，我想探讨一下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在近代它更是鹤立鸡群。过去讲到商务，讲得比较多的是张元济先生，当然张元济先生半个世纪执管商务，确实是慧眼识珠，团结集聚了中国近代一大批学问家，促成了商务的一个高峰。那么张元济的知人善任，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杜亚泉的加盟以及在商务服务的30年。

　　杜亚泉先生在商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一个就是教科书，因为晚清近代学制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在杜亚泉的执掌下出现了一大批自然科学的教科书；第二是很多理科的书籍，他执掌理化部，推出了数以百计的启蒙书籍，这对于中国近代科学的生长起了很重要的奠基作用；第三是主编《东方杂志》，而这本杂志被我们称为是近代最重要的综合类期刊，他亲自写了好多政论性的文章，我比较佩服的是他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他对天下事情了如指掌，有很多精到的评述，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东方杂志》，并且在进行数字化，我相信学界以后对这本杂志会更加重视；第四，推介社会主义的学术；最后是倡导中西医的结合，民国时候，“废中医”的论调曾经甚嚣尘上，到了1990年代以后，一直到当下，还有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老调重谈，所以我们再去看看杜亚泉的论述，会有很多启示。

　　所以，杜亚泉对于商务印书馆之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出版机构，特别是推出思想史上的著名书籍，是有非常大的功劳的。综合以上三点，我感觉我们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在弘扬杜亚泉思想方面做的还非常不够。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高速的增长，一方面又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我们要去寻找解决方案，寻找思想武器的时候，杜亚泉的著作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库。

　　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在思想史上，有一些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他们与其身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的思想属于未来。杜亚泉就是这样一位不合时宜的思想家。在激进思潮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这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因其温和理性的调和论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抵牾，被20世纪的激进主义浪潮所掩盖。但其深邃独到的思想智慧并没有被历史所湮没。1993年秋，杜亚泉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在浙江上虞举行，中国思想界得以重新认识这位杰出的民国思想家。

　　杜亚泉的黯然命运，是以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为背景的。在革命时代，较之意识形态和激进思潮，那些深刻的思想往往是无力的。杜亚泉被再发现，则恰恰是革命世纪终结的世纪末。在历史转折中，杜之“调适的智慧”方显其深邃独到的思想价值。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科学教育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前清秀才出身的杜氏，自学成才，博采自然、人文、社会诸学，自1904年起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撰了大量国文和理化教科书及科学工具书，其中包括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和动物学辞典。1911年春，杜接手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自此发表了大量时政与文化评论，为民初和“五四”时期重要的舆论家和思想家。1918年，他因批评新文化运动，而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发生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杜因坚持独立思想与商务馆方意见不合，而辞《东方杂志》职，仍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从事科学著作编撰，自此淡出思想界。

　　民国初年是一个社会文化激变的大转型时代，不仅政局的纷扰动荡，并且中西文化激荡。民国的“共和幻象”，导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孔教运动和反儒伦理革命的颉颃，表征着中西新旧深刻的文化冲突。杜亚泉的调和主义是对民初中西新旧冲突的思想回应。他的调和论，熔阴阳学说、中庸之道、自由主义、科学思想于一炉，将两力对抗之调和归为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法则。

　　在文化问题上，杜亚泉不赞成新文化派流行的进化论和西化主义之文化观，而持文化多元论观点，主张中西新旧之调和。杜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发源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是一种“动的文明”；而产生于东亚内陆的中国文明，则是一种“静的文明”。中西文化精神由此而有“和平”与“竞争”之别。中西文化之“静”与“动”，利弊互见，相辅相成。二者适可调剂补正。杜进而预言：“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他主张，文化建设应“输入新文明，调和旧文明”。他认为：“当前中国文化的困境，并非输入新文化之为患，而是不能调和旧文化之为患。故而中国文化建设之要务，在调和新旧，去其畛畦，祛其扞格，以陶铸现代中国新文化。”杜的中西静动文化观，与泰戈尔、罗素的东西文化论不谋而合。

　　面对“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意义危机，杜亚泉提出了文明统整说。他借用社会学的“分化”与“统整”概念，思考中国文化之统整问题。他认为，进化之规范，由分化与统整二者互相调剂而成。他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中讲到：“现代思想，其发展而失其统一，就分化言，可谓之进步；就统整言，则为退步。中国古典思想最重统整，如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或吸收道佛精义而与儒术醇化。我国之所以致同文同伦之盛而为东洋文明之中心，盖由于此。”西洋思想为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杂合而成。希腊思想本不统一，斯笃克派与伊壁鸠鲁派互相反对，其后为希伯来思想所压倒。文艺复兴以后，希伯来思想又被希腊思想破坏，而此等哲学思想又被近世之科学思想所破坏。今日西方种种杂多之主义，皆为破坏以后之断片，而不能得其贯串联络之法，因而生出无数冲突。故西洋人于物质上虽获富强之成功，而其精神上却烦闷殊甚。“夫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犹之人之心地，安乐与否，不能以贫富贵贱为衡。”在杜亚泉看来，屡被破坏而断片式西方文化不能救济中国文化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