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青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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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

    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他在次月发表的《青春》提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呼吁中华少年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同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历史源流上看，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和观念与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从文字表述上经历了从“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丰富过程。

    ■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

    从历史源流上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对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上，包含了承认中华民族暂时落伍与重新赶超西方列强两个向度。这两种思想元素实际上在甲午中日战争前都已形成，前者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后者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通过“师夷长技”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但由于甲午战争前现代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观念尚未形成，自然也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可追溯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开始有了觉醒意识，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打击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不如夷”，但朝野上下依然酣睡于天朝旧梦，大有雨过忘雷之意。被东方“岛夷”日本打败所导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面临“国无日不可以亡”的空前险境，才彻底打破了中央王国、天朝上国的千年旧梦——“天朝梦”。危机同时又是转机，正是在“天朝梦”坍塌的废墟上，催生了建设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率先号召“振兴中华”。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设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该口号成了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他在清末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多次阐释了实现民族复兴、赶超西方列强的思想。例如，他在1905年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他在1906年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这一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最早使用了 “中华民族”的概念。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还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呼之欲出。

    从总体来说，近代语境中的民族复兴，包括以民族建国为契机恢复民族独立，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民族地位，也包括以“少年中国”号召恢复民族活力。梁启超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重振，坚信“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寄希望于少年，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民族复兴还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思想在清季也已萌生。1905年10月，邓实在《国粹学报》发表《古学复兴论》，预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其所谓“亚洲古学复兴”重点即在先秦时期中华元典文化的复兴。此时，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虽未定型，但该观念所包含的基本义项已比较清晰。

    ■上世纪初期，时人纷纷从“文化复兴”、“文艺复兴”视角讨论民族复兴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与1912年中华民国的创立，不仅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终结，开启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而且还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打开了闸门，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从汉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观念转变。但是民国成立不久，内有复辟逆流、军阀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民族复兴”一词也正式亮相。

    有感于中华民国因缺乏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新国民而成为空招牌，“五四一代”思想精英侧重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时人纷纷从“文化复兴”、“文艺复兴”的视角，讨论民族复兴问题。不过，具体依靠何种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当时的不同思想流派有着不同的思考。

    作为新文化运动论战一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复兴归结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复兴。杜亚泉在《新旧思想之折中》一文中认为，中国固有文化“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未来文明之指导者”。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概念，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过时，印度化还早，“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化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胡适、蔡元培等自由主义者，向往西方文明，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定位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从1917年6月回国途中开始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此后，他在中英文讲演中频频使用这一名词，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来特指新文化运动，或从广义上指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蔡元培1923年10月发表了《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他说：“照我个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则欧洲自16世纪至17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实现民族复兴不能靠东方文化，也不能靠西方文化，而要靠“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这就在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做出了全新的探索。

    孙中山在晚年继续关注民族复兴问题。他在其《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强调：民族复兴就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恢复到头一个地位”，而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固有道德、恢复民族主义，“到了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在讲演中还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国共两党在上世纪20年代都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以争取民族解放的主张，并共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使之成了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客观上激发了各界对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关注。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全面加强，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和观念很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32年5月，张君劢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其“创办启事”称：该刊定名为“再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的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还有《复兴月刊》等。《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开辟了“民族复兴专栏”；《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也纷纷以“民族复兴”为话题刊文。此后，“民族复兴”一说广为流行。上述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如：赵正平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吴其昌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等。他们谈到，“民族复兴”是从目前的落后、衰落状态中走出，恢复世界强国的民族地位，恢复文化古国的灿烂辉煌。当时还出版了一些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的书籍，如吴庚恕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张君劢于1935年出版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王之平于1935年刊行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不仅为报界、学界、文化界频频言说，也为国共两党高度关注。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次从不同角度谈及了民族复兴

    为“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复兴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次从不同角度谈及了民族复兴。他在1948年岁末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从政治视角使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称建立新中国将“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他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复兴”，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同年9月，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又提出“文化复兴”，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同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不断为这一历史使命注入新的思想内涵。

    （作者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