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是上世纪前叶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汉学家。他一生勤于笔耕，撰写过60多部著作（该统计结束于1932年，收录了戴遂良的62种著作。其后，戴遂良还有两部关于宗教的作品问世），总计4万余页，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民俗、历史、宗教、哲学等诸多方面。1905年，根据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提名，戴遂良的《汉语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获得法国对汉学研究的最高奖项——儒莲奖。1919年，他被巴黎国际历史学协会评为“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

　　然而，后世学者对戴遂良的评价却不高。

　　近代法国汉学界的权威人物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曾经对戴遂良有诸多批评，说后者不仅“思想狭隘，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嘲讽不信教的中国人”，而且他的汉学研究是“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原话直译为“什么都触及一点儿”。胡书经先生（笔名秦时月）曾经将此语译为“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笔者借之）。

　　如此的差异引起笔者的好奇。纵览近代汉学史，像戴遂良这样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法国汉学家甚是罕见，勤奋如斯者亦为九牛一毛。戴遂良1887年抵达中国，1933年在献县逝世。在华46年间，仅1911年离开中国，出行日本和欧洲。笔者以为，可以与戴遂良相比的法国汉学家只有同是直隶东南教区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生活了49年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带着对戴密微批评的怀疑，笔者阅读了戴遂良的主要著作，并且在复旦大学客座教授魏明德先生和法国耶稣会档案室管理员Robert Bonfils神父帮助下，在法国耶稣会档案室中查看到一批与其相关的资料。最后，只能不无遗憾地认同了戴密微的观点。

　　为传教服务始终是主线

　　“神甫，而非汉学家”是戴遂良对自己的一贯定义。戴遂良始终把传教作为自己的惟一使命。他曾经反复强调，自己涉足汉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也无意在学界立身扬名，而是要当好一名“军械师”——如同耶稣总会会长温兹 （FranzXavier Wernz,1842-1914）曾经要求的那样——为传教士们提供在中国推广天主教所必需的武器。这种强烈的传教意识导致主观性和片面性凸现于戴遂良的汉学研究之中。反映在资料的选取上，戴遂良宣称自己“特意剔除了所有涉及学术研究性质的内容和那些模糊的推论，只从中国古籍中挑选我认为有用的资料”。为上帝开拓地盘，为上帝争取信徒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同样，戴遂良从不放弃任何可以贬低中国文化的机会，旨在证明中国落后的原因乃是“缺少上帝光芒的照耀”，因此“只有天主教才能拯救中国”（这些是戴遂良经常使用的理论，屡见于他的书信和著作，可参见戴遂良的《历史文献》、《哲学文集》等著作的前言）。

　　由于戴遂良的传教士身份，法国汉学界理解他对“‘学术研究和那些模糊推论’的厌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语），其早期汉学作品——尤其是《汉语入门》——是被他那个时代所接受和赞赏的。考狄（HenriCordier,1849-1925）认为它们“让欧洲民众受益巨大——虽然这些著作并非是写给他们的”。古兰（Maurice Courant,1865-1935）也称赞《汉语入门》是“一套实用的，关于中国流行语言、文学、文字、风俗、信仰、哲学和历史的百科全书”。沙畹对《历史文献》的评论，在指出戴著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它们之所以受欧洲读者欢迎的原因，“尽管这部著作缺少其所依赖的权威性资料的出处，也未曾提供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尽管它通过一系列的轶事，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尽管作者在对史实的描述中添加了大量的个人见解，但是对它的阅读是件颇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这部著作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历史观——他们抵触大道理，而只是通过传记来了解历史并且从中寻找借鉴。另一方面，戴遂良神甫努力地让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真实面貌。通过对书中内容的选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他将活生生的中国人，连同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在最初的好奇与新鲜过后，戴遂良这种因为传教意识而特有的片面、自以为是的研究方法逐步引起学界的质疑（见后文）。当学术研究沦为某种思想的附庸工具后，它自然无法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