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所谓“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就是用“流动的文化”申说“文化流动”的必要性，就是用“文化的流动”来证明“流动文化”的实效性。

　　文化是流动的，至少文化应该是流动的，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或者说是包含着文化创造者强烈意愿的事实判断。流动的文化是好的，好文化的标准主要不是积淀厚重的而是发展强劲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深圳的文化实践为这个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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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流动过程就是文化创新创造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的物质是占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的。《文化是流动的》（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一书，是王京生同志的“文化流动性宣言”。这个宣言正是从“物质运动”的基本原理出发来申说“文化流动”。王京生同志的“宣言”宣示了两个基本定理：其一，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其二，文化流动过程就是文化创新创造过程。这两个定理互为表里、相互支撑，既是陈述一个事实，又在申说一个诉求。而在我看来，“文化流动性宣言”就是“文化创造性宣言”。

　　申说“文化流动性”，是时代的感召也是现实的担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本质上就是为思想的“流动”松绑。自此我们迈入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就文化建设而言，显然也是对“流动”的强调——所谓“改革”，意味着文化流动要有扬弃精神，要川流不息；所谓“开放”，意味着文化流动要有广阔视野，要海纳百川。“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文化流动”的本质要求。这里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要善借“他山之石”；这里的“开放”是改革进程中的开放，要勇于“摸石过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说“文化流动性”就是申说“文化的改革发展”，申说“文化流动性”就是申说“文化强国建设”。

　　无论是申说“文化的改革发展”还是申说“文化强国建设”，王京生同志注意到“流动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注意到“要为文化的流动创造日益广阔的空间”，还注意到“要在更大空间中去理解文化资源及资源配置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就是用“流动的文化”申说“文化流动”的必要性，就是用“文化的流动”来证明“流动文化”的实效性。作为深圳文化建设身体力行的亲历亲为者，王京生同志的“文化流动性宣言”要宣告：“历史文化贫瘠”并不意味着永远是“文化沙漠”，“文化积淀厚重”也不意味着永远不会成为“文化废墟”。因此，申说“文化流动性”不仅仅是在张扬“文化创造力”，更在于“文化创造力”将会促成“文化发展重心”的流动，会促成“文化评价坐标”的调节。

　　深圳是不是“文化沙漠”的问题可以搁置，但深圳缺少“文化积淀”却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文化积淀”对于新文化的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用我的话来说，我们该如何审视“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的内在关联。国家选择深圳表达“改革开放”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正符合毛泽东关于“一张白纸”的主张。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世界上最新最美的图画”；但能否画得“最新最美”，还得看由谁来画？怎样去画？一个时期，我们电视剧“穿越”成风，网友们调侃道：“美国的电影都往后‘穿越’，因为找不到历史；中国的电视剧都往前‘穿越’，因为看不到未来”。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电视剧的“往前穿”未必是“看不到未来”，而是过于沉溺厚重的“文化积淀”，深陷“积淀”而不能“自拔”。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王京生同志发表“文化流动性宣言”，需要从审视“积淀的文化”并进行“文化积淀论批判”入手。王京生同志分析了“文化积淀论”的六个缺陷，他只是想说明，并非“积淀得越深厚的文化就越有重量，就越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更是要申说，“决不能信赖于所谓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去认识文化的本来意义和它的真正动力和规律”。毫无疑问，我们要走出文化积淀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要去正视并理解“作为动词的文化”！由文化积淀而至的种种“假象”，其实包含着前人的“创造”，这些“创造”是前人解决彼时彼地问题的成果。从文化积淀中去感知前人的“创造”，的确很辉煌也很让人景仰；但之所以说是“假象”，在于文化积淀未必能驱动今日的文化创造。当我们屡屡强调“没有文化记忆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之时，我们更应认识到“走不出文化记忆的民族将可能遭遇民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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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就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的“一方热土”，是为摆脱文化积淀论者开辟的“一块试验田”

　　正视并理解“作为动词的文化”，首要的是理解并正视“承载着流动文化的流动人群”——也即我们所说的“移民”。与其说“移民”本身也积淀着“积淀的文化”，不如说他们是对“文化积淀”的背井离乡。为什么文学作品中满溢着大量“游子”的“乡愁”，不排斥这其中也不乏“文化积淀论”营造的“假象”。除了饥荒和战乱，移民的“背井离乡”其实更多体现为一种自觉，体现为一种自觉选择的流动。为什么“流动”？当然是去追求、去创造“新生活”，而“新文化”则是这种追求和创造的伴随物。我们厚重的文化积淀，本可以证明我们既往创造力的勃发；但如果让文化积淀把我们自己也弄得很厚重，我们就总会调过头去寻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就不愿迈出去求索“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乌托邦”！

　　“文化积淀论”阻挡不了文化的流动，但却往往不屑于流动的文化。你外出打拼，他说你背井离乡；你功成名就，他要你光宗耀祖。这是因为，我们积淀的文化是“守土有责”的“乡土文化”，是“故土难离”的“熟人文化”，是“入土为安”的“守成文化”。所谓“重农轻商”，本质上是重维系轻流动。流动意味着与土地相诀别，意味着失去土地，而我们积淀的文化称失去土地者为“氓”，称失去土地的流动为“氓流”。这使我总想起大学古文老师讲《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时的神态，想起他对“氓”之不屑与嘲讽的表情。

　　王京生同志的“文化流动性宣言”，也是可以视为“移民文化宣言”。“移民”当然不是失去土地的“氓”，他们在背离“故土”之时获得的是“热土”。“热土”不是故土，在这里无需固步自封；“热土”也不是乡土，在这里也不需入乡随俗。“热土”当然也不是沙漠，否则它不会让人热血沸腾、热情洋溢、热汗挥洒。深圳就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的“一方热土”，是为摆脱“文化积淀论”者开辟的“一块试验田”。王京生同志充满诗意地说：“深圳，一直敞开怀抱，为每一个有梦想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吟诵的舞台”。因此，在短短的30多年间，“流动的文化”在这张白纸上绘就了绚烂的文化画卷。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了惊世的文化传奇。在这方曾经贫瘠的土壤上耕耘出丰盛的文化硕果。深圳人，或者说是从许多深圳之外奔来的移民，以其令人信服的文化实践发表了这篇不得不令人关注的“文化流动性宣言”。

　　文化是流动的，至少文化应该是流动的，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或者说是包含着文化创造者强烈意愿的事实判断。流动的文化是好的，好文化的标准主要不是积淀厚重的而是发展强劲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深圳的文化实践为这个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本。读解这个“样本”，就去读解从数以百计移民奋斗意念中脱颖而出的“深圳十大观念”：“十大观念”浓缩和升华了特区经验，“十大观念”凝聚和引领着市民德性，“十大观念”构筑和高耸着城市价值……“十大观念”和簇拥起观念的百大、千大乃至万大壮举，使“文化流动性宣言”充满了底气、显露出帅气、洋溢着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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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改革开放”强调了文化流动的扬弃精神和广阔视野；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需要我们审视当代文化流动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今天，我们讨论“文化流动理论”，一方面是讨论“深圳学派”的“元理论”，一方面更是讨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战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改革开放”，强调“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如果说，“改革开放”强调了文化流动的扬弃精神和广阔视野；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需要我们审视当代文化流动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实效性。在此，王京生同志结合深圳文化实践，剖析了移民、经济、文化产业、技术和城市这五大关键要素与文化流动相互作用的机理及其当代表现，从文化生态、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观念的力量和文化创新这四个层面提供了文化流动语境中的城市文化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坚决贯彻。

　　不久前在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以说，“城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流动的最大机遇，也是中国当代文化创造的最大空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讨论“文化流动理论”，本身就是“文化流动理论”富有生机、充满活力的体现。深圳的文化建设，是移民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是新型城市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它的文化创造是实现文化转型的创造，是体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创造。为此，我以为“文化流动理论”不可或缺的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观念的强调，是结合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和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思维学”来强调“文化集成创新”理念。“文化集成创新”应该成为“文化流动理论”的有机构成，它帮助我们区别于“继承创新”而从“文化积淀论”中彻底走出！

　　最后想直观地描述流动文化的选择逻辑：

　　流动的文化是趋新的，

　　趋新的文化是开放的，

　　开放的文化是包容的，

　　包容的文化是交集的，

　　交集的文化是择善的，

　　择善的文化是和谐的，

　　和谐的文化是凝聚的，

　　凝聚的文化是集成的，

　　集成的文化是优选的，

　　优选的文化是先进的！

　　（作者系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