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1932年3月，习仲勋从事兵运工作时的留影

陈家坡会议旧址

习仲勋曾用过的桌椅

　　习仲勋（1913.10.15~2002.5.24）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实事求是，艰难探索，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3年春，习仲勋回到红二十六军，任红二团先锋连指导员，参加了此后红二十六军创建照金苏区的一系列作战行动。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

　　4月5日，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作为照金苏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在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倾注了超凡的智慧和无尽的心血，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习仲勋首先以主要精力发动群众，建立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他“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1929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着扩大起来”。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组后，习仲勋作为党在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根据此前的革命经验，首先在队伍中加强党的工作力量，对边区二十多支游击队进行彻底整顿，坚决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在红军游击队的带动下，照金苏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

　　习仲勋和陕甘边区其他领导人经常深入山寨，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在照金苏区掀起了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组织人民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给贫雇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并以插木橛的方法区分地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经过建立革命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3年秋，其幅员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跨越耀县、淳化、旬邑、宜君4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薛家寨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当时就驻扎在这里。习仲勋随陕甘边区党政领导机关进驻薛家寨后，动员群众加固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还根据战争需要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物资。同时，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薛家寨成为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2.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时称陈家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高岗、张秀山、李妙斋、王泰吉、杨森、黄子祥、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王伯栋等十余人，习仲勋和秦武山主持会议。习仲勋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会议围绕照金苏区各部红军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争论非常激烈。

　　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等各部红军，并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同时宣布撤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将义勇军改编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隶属的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之后，在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9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25日在旬邑县底庙歼灭地方民团一部，继而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

　　陈家坡会议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失去省委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返回照金苏区的危机关头，自觉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使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机的关键会议。陕甘边红军主力作战接连获胜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对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刘志丹听取习仲勋关于陈家坡会议情况介绍后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3.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

　　1933年10月16日，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陷落，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合水一带。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1934年2月25日，代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主席。

　　11月上旬，根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七月决议”精神，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副主席，蔡子伟当选政治秘书长，并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从而实现了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正式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发表施政纲领。这时习仲勋刚满21岁，被称为“娃娃主席”。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十分注重廉政建设，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边区政府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

　　为保证根据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水平，提供游击战争必要的物质保障，习仲勋主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完备，也非常符合陕甘边区的实际，对巩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确定了土地分配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一般不触动中农的利益，优先照顾贫雇农，优待红军家属。为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其二，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政策。苏维埃政府首先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让农民通过集市调剂余缺；注意保护小商业者的利益，对小商小贩基本不征税，以鼓励其发展；通过适当让利于商人等办法，吸引白区商人前来根据地进行商贸活动，从而获得了大量布匹及其他日用工业品甚至武器弹药，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其三，重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荔园堡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并创办了不定期的油印刊物《红色西北》。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在南梁张家岔创办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干部参加，先后培训干部3期，约300人。与此同时，习仲勋领导边区苏维埃政府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成立禁毒、禁赌、放足委员会，制定反对包办婚姻、封建迷信条例，开展“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的“六劝”活动，教育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其四，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费。这些“扩红”的法令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陕甘边红军战斗力不断增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队也发展到5000多人。

　　其五，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兵运工作，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关系密切。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习仲勋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为后来中共中央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苏维埃政府对一般土匪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进行争取改造，黄龙山绿林好汉郭宝珊经过多方争取率部起义参加红军。还与同情共产党的民团以及哥老会建立统战关系，对会道门组织逐步予以改造。当时由于受党内极“左”思想干扰，全国许多革命根据地几乎视统一战线为禁区，在这种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实属创举。

　　习仲勋倾注超凡的智慧和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巩固红色政权和发展经济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他参与领导红军游击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和不断排除内部“左”右倾思想干扰中壮大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