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说起抒写中国梦，这些天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两句话，“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实际上包容两方面的问题。讲中国好故事，是抒写什么；讲好中国故事，那就是怎样来抒写的问题。对此，我脑子里有4个字“力戒浮躁”，这种浮躁的现象大概表现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模式化、先进模范人物题材概念化、现实题材低俗化、战争题材游戏化、古装历史题材戏说化等等方面。从中国古代一直到现代，有许许多多可以讴歌的东西，很感人的东西，包括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好多好的事情，但是关键是怎么来讲，这里头也就是一个中国梦的形象表达和文艺表现的多样化。喜剧、娱乐，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人们辛勤劳作一天，打斗、惊险、缠绵、恐怖，无可厚非，但总是泛娱乐化、娱乐致死，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只有一句话，从我做起，力戒浮躁。

　　张桐胜（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认为“汇聚正能量 抒写中国梦”无非就是一个方向和形式的问题，正能量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抒写就是我们的创作和各种各样的创作形式。总书记讲话有6个字，对艺术家非常有针对性，一个是讲了苦难与辉煌，我们今天复兴中国梦，复兴中国的文化，苦难与辉煌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第二就是责任与担当，我们每个艺术家首先解决了自己历史责任和担当的问题，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才能找到它的正能量，找到它的价值观，有助于社会、心灵、生活、家园的和谐。我认为责任和担当也是当前艺术家自身的底线。第三就是追求与梦想。历史上有很多辉煌，但不能代表我们今天的辉煌，我们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现实，如果我们今天的梦想不能给明天的现实、给我们的后代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值得后人去感受的艺术作品的话，我们会遭到历史的唾骂和抛弃。

　　解海龙（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我们要有目标，要有梦想，但有目标、有梦想，怎么去实践、去坚持？20多年的体会，我感觉到其实我们有梦想，就会有困难，如果浮躁，看着别人分房子，看着别人从副高转成正高，你会左右摇摆。怎么去选择一个题目，怎么去深入生活？我记得在1991年春节联欢会，当我是一个文化馆业余摄影创作员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讲给团中央领导听了，书记处书记跟我握手，我躲他，我说我身上有虱子，因为我刚从保定山里出来。结果他紧紧地搂着我说，“有虱子的才是真正能够深入生活的”，所以这句话也一直鼓励着我。现在有1.8万个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也成立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我们走到哪儿都能调动起正能量的朋友一起来完成我们的中国梦。

　　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在人类历史上，梦和理想的追求一直是推动人类前进、进步的一种心理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如此。关于理想问题的认识，会决定发展的整体格局。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艺界的一种新面貌和创作格局，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理想观的一种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就是调整了我们的理想观，但同时，因为我们在一些艺术的认识问题上，没有与时俱进地往前推进，以至于我们把这样一种抵制伪崇高的姿态变成了一种常态，把一种历史性的任务、阶段性的任务理解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问题就出来了。现在我们在艺术追求方面，只谈现实，甚至把现实主义这样一个问题降解为一种简单地写真实，包括心理真实和视觉真实。我们不加掩饰把社会的各种东西，包括犄角旮旯各种琐碎无聊的细节，都作为一种真实来追求，这是问题。改革开放以前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探讨现实主义这样一种艺术创作方法，在现实主义里既强调写真实，还强调典型性。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出在典型性。典型是什么？典型就是要通过真实的细节去表达一种社会的主流趋势，一种面向未来的主流价值取向，一种理想，它的本质实际是理想。所以像这些问题，由于我们在一些认识问题上的矫枉过正，以至于我们在艺术的基础理论问题上犯了错误。今天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在这个时代提出中国梦这个问题，重提理想主义的诉求，这个中国梦强调的是个人的梦、此刻的梦、现实的梦和国家的梦、民族的梦、长远的梦，以及还有符合主流价值取向和符合个人情怀这样一些问题的统一，今天我们要强调这种统一性。

　　吴为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

　　第一，不管是什么艺术门类，它都是在写一种梦，它不能跟现实对着干，但是它的理想情怀与现实是对立的，与历史是对立的。第二，这个梦应该是民众的，在我们创作和传播过程当中，我们都应该考虑到民族，要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很好地弘扬民族文化，这样我们的梦才能有所依托。第三，我们的梦要依托于人民，应该是脚踏实地，有人性的普遍关怀。有了人民的情感，我们的作品就会有原动力。第四，我们的梦想是理想，中国梦是中国人理想最朴素的表现，中国梦做好了，世界梦也就做好了，因为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本身是搞雕塑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大学里当老师，到90年代的时候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下海了，但是如果没有价值取向，光是追求钱不行。我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一直在做中华人物的雕像，我不是做名人，我是企图从黄土、石头、青铜当中炼就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让我们站立在世界上。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

　　在国家层面的一种社会理想，用梦这样的概念表达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梦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要比这个久远得多。美国梦的实质是在欧洲的旧体制之外，在欧洲当时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还带有封建色彩比较重的，当时那种等级的、宗教的和民族的隔阂和禁锢之外，在一个相对来说资源无比丰富的新大陆，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才干，还有机遇来获得在旧欧洲不可能获得的财富和成功。所以美国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均资源无比丰富，再一个以个人奋斗为本位。和美国梦相比，中国梦确实有自身的特点，具体内容表述了3个方面，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特点是由国家、民族、个人三个方面共同分享的社会理想。对照美国梦它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中国的国情，人均资源确实非常有限，再有它兼顾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可以说侧重集体和兼顾个人这样的理想。文艺创作怎么样表达中国梦？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应该把中国梦简单表达为单纯的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国，尤其是近代以来，它经历了非常艰辛曲折的过程，所以习总书记也强调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梦想，所以它不是单纯、简单、单一的东西，它应该包含一些艰辛、沉重、厚重的内容。

　　欧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我是舞蹈研究所的，无论是站在中国还是走在世界，无论是巴黎歌剧院门口，还是纽约时代广场门口，我们都有自己的梦。对中国舞蹈界来讲，最大的梦莫过于中国的舞蹈什么时候成为世界文化、世界舞蹈中的一部分。在过年前后《天鹅湖》又火起来了，春节前后在全国各地上演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的芭蕾舞团10多个。《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三大舞剧当然是俄罗斯芭蕾最经典的作品，但是这三个故事没有一个是俄罗斯的故事，《天鹅湖》和《胡桃夹子》是德国故事，《睡美人》是法国故事，可是我们都无疑把它的功劳归结在俄罗斯的芭蕾，归结在世界舞蹈史上俄罗斯人做的贡献。讲中国无疑是对的，但是怎么讲，怎么把中国故事讲成世界的，从一个全人类共有的世界观、审美观、价值取向、正能量到全人类共同追求，从这个角度去提取中国元素，创造真正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所喜欢的这样一个中国故事，而不是简单地把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的故事直接照搬给外国人。

　　杨飞云（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

　　近一年来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层面上大家讲着中国梦。这个梦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显然是切中了中国非常重要的时机。这个时代的发展超过你的想象，这种可能性，这种相互渗透的爆炸性，这个发展简直像做梦一样。中国不是没有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文化最优秀的民族。在世界人民当中，一想到中国古文化都可以供起来的，拿到他们的殿堂里的。但是近100年来我们的文化，因为其他原因，和现代文化冲击和碰撞当中有了变化，这个变化一直不被世界认可。油画艺术的那些前辈具有非常伟大的品格、思想和追求，一批一批出去学习油画，就是想让这个民族掌握这种绘画方式来表现中国文化的高度。现在提的这个梦，实际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理想。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文化，但没有梦想和核心价值，接触那种文化会让人堕落。现在不是缺少文化的时代，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缺失的时代。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电影这几年发展特别快，2013年票房达到217亿，增幅27%，可是同一个时间，美国市场增加才1%，欧洲市场可能是负增长。市场、票房、银幕数固然重要，一个全面发展、整体发展、卓越发展的电影，一个好的电影环境，还是应该有共同关注的焦点。现在这个焦点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国梦，电影的中国梦。美国电影表现美国梦非常多，我们中国电影当然也可以很好地表现中国梦。必须走电影的中国道路，必须要体现中国电影的爱国主义。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前不久去世的107岁的邵逸夫先生，打造了影视业的全产业链，他身上有传统生意人的精明、勤奋，有过人的胆识，有对新技术的敏感，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电影产业体现了爱国主义，所以他能够引领世界电影潮流几十年。中国电影仅仅成为好莱坞第一大海外市场，还远远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于国产电影来说，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发挥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的作用，实现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的质的飞跃，赢得国际影响力。

　　项 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所长）：

　　习总书记去年8月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提出要把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讲清楚。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是否对传统文化真正研究明白了？从音乐的视角来讲，学界对待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是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在研究传统音乐文化，但是学界所采用的研究理念是以西方或者以欧洲的专业音乐为参照体，更多强调的是音乐的本体，而忽略了文化的整体。第二就是20世纪下半叶一段时间，由于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了对传统音乐文化多种功能性的意义，或者是有意识地忽略，或者是认知不足，谈音乐功能只谈审美教育、娱乐，而对社会功能、实用功能，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性说不清楚。中国音乐文化本来是有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贯穿，在仪式中用的乐都是礼乐，这个是中国文化独特的，这才构成了中国3000年以来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些，我们现在只说日常的、世俗的、生活的，好像是俗乐的一块，就忽略了中国礼乐文明与礼乐文化的要义。

　　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代主任）：

　　我记得以前在读鲁迅作品的时候，他反复揭示国民的劣根性，里面反复谈到了国人的麻木，我就在想什么是麻木？麻木就是不敢有梦想，不能有梦想，也想不到梦想的状态。因为搞摄影的关系，我看了好多历史的影像，清朝末年中国人的表情，真的就是麻木，鲁迅说得特别准。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人脸上逐步逐步有了觉醒，眼睛中有了亮光，脸上有了不平之气。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具体性的、整体感的、干净的、蓬勃向上的气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现影像中的中国人是越来越丰富的个体，越来越多的色彩，越来越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我想的是：第一，塑造中国梦就是要以中国人为主体。历史影像里相当一批是西方人拍的，包括现在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偏见，这些影像起了很坏的作用。现在我们中国人要以自己高扬的主体性去拍我们中国发展的历史。第二，中国人是一个活性动态的过程，不是僵硬的概念。要创造条件到现实生活的第一线上去，要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各种各样的场景、面貌、人物精神性格，要让影像产生直击人心的力量。第三，必须要使我们的艺术跟科学的观念和最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标准。对于我们摄影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把中国标准给打造出来，这种技术的标准跟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传统紧密地融为一体，就会更好地传播，更好地让世界各国理解我们、接受我们。

　　朱乐耕（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及陶瓷艺术中心主任）：

　　我每一次到国外，特别想到世界上的博物馆去看，因为那边收藏的中国古代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我们前人的伟大创造，现在都是他们的国宝，全世界博物馆都有这样的艺术作品。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艺术品国外是空白一片，基本是没有的。西方列强通过炮火把我们中国的大门轰开以后，我们民族的自信心一落千丈。改革开放这30年来，是中国最好的时期，我们的经济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中国梦也开始慢慢显露出它的曙光来。今天我们怎样使中国文化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传承得更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产品设计课不仅仅是满足一般的市场，我们还要研究日本、韩国、美国。面向未来，应该有更多新的思考和新的想法，如果你不去关注未来，我们就没有未来，也没有自己的梦和中国梦，我们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强大的国家，我们还是一个文化的强国，这就是我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