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无论其研究的内容是多么遥远的过去，在本质上却从不曾脱离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就是倾听时代的呼声，回答时代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使历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史学是时代的产物

　　史学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研究是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有机结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史学的这一特点，在它萌生的时候就已表现出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史学都是如此。

　　在我国古代，据《尚书·周书》记载，周公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认为周之所以取代殷是因为“明德慎罚”，强调要牢记历史教训。汉代司马迁《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北宋司马光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主持撰修《资治通鉴》。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书名。对现实而言，《资治通鉴》的内容“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亡，不仅对“人君”“人臣”有警示作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述往事，思来者”“欲知来，鉴诸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等，成为我国历代史家的共识。

　　在古代希腊、罗马，史家修史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喻今，垂训后世。修昔底德强调：“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戴奥尼西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塔西佗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关于历史的当代性和历史性的辩证关系，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命题。克罗齐始终认为，“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时代的需要和实际”。因此，“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克罗齐如此强调历史的现实性，强调“活历史”，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他和所有有建树的史家一样，总是把过去、现实和未来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把历史作为认识现实最好的老师，强调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立场。1882年9月到12月，恩格斯研究了古日耳曼人的历史，撰写了《马尔克》一文。为什么要研究古日耳曼人的历史呢？恩格斯说：“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做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恩格斯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恩格斯通过分析日耳曼土地关系发展的一般道路和农民的命运，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现实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于这篇文章，恩格斯在同年12月22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

　　总之，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瞻往可以察来。“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渊源”。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而且这种“依存”“渗透”和“因果”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外在的偶然性的联系。正是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使史学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产物。

　　体现时代精神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我国史家把求真、求实、经世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自觉追求，努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获取历史的启迪或教训，使史学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史家那里有着充分体现。司马迁、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的史学著述，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近代以来，我国史家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使我国史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前夜，梁启超倡导进化史观，发起了与中国社会发展、与时代主题相关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当时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在国内外曾引起激烈的争论。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虽然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要深入研究上古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发生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直接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他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推向高潮。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郭沫若为决定“未来的去向”而“清算过往社会”的治史旨趣，表明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探求历史的谜底，揭示历史信息中所蕴含的本质性内容，以指导现实。

　　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研究历史重要的任务是在整理事实的基础上，“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产生，就紧密地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以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为己任。

　　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促进史学繁荣

　　历史与现实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决定了时代需要史学，也决定了史学需要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要体现时代精神，需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促进史学繁荣，不断提高历史认识的科学水平，以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促进史学繁荣，应该体现在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譬如，以宏阔的视野看，“冷战” 结束后，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视域下，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日渐凸显，如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霸权主义等，都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些时代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解决这些时代提出的问题，首先要追本溯源，将其放在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去认识。这对拓宽历史研究领域、更新历史认识、完善史学理论、丰富史学方法，从整体上促进史学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现时代的需要推动了“全球史”和“生态环境史”的迅速发展。当前，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际史坛，“全球史”和“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历史研究领域。“全球史”强调，史家的研究视野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从欧洲和西方跳出来，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将极大丰富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世界史不再是欧美人的历史。又如，环境和生态危机不仅催生了全球性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历史学也不例外，“生态环境史”应运而生。它强调人类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试图通过对历史上环境状况的研究来探寻环境变迁的某些规律性内容，进而服务于现实社会。

　　历史之中有着丰富的营养和智慧，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重视并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历史的启迪和历史的教训，源于对现实的思考。只有以时代问题为导向，自觉弘扬史学的时代精神，才能深刻把握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关系，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