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萨福克大学访问教授（2013.9-2014.9）。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美学，尤以中国殖民地文学为重点。

　　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作《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2008），《伪满洲国文学与文学杂志》（2011），《周末读点美学》（2013）等。

　　1932年3月1日，日本军部在中国东北策划组建所谓“满洲国”，这里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东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竞技的舞台，也是一次大战后强权政治的演练中心之一，这里是关于土地与所有权的，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是关于掠夺和统治的，也是关于帝国主义修辞的。满洲傀儡国组建之初就通过各种媒介炮制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修辞——“新满洲”，透视“新满洲”修辞，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一，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有待教化的”；二，满洲被日本“教化”、“改造”为“文明、现代”的“新满洲”。今天“新满洲”的修辞也并非了然无迹，在日常话语、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中仍若隐若现，为此有必要重返历史，反思殖民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核心观点

　　“新满洲”的修辞，貌似中立的公允的“事实陈述”，其实是摈弃了更重要的事实：殖民地原住民的苦难——社会和私人生活被强行改变，迅速跌入陌生的现代生活，以及对殖民者无条件地屈从。

　　这种帝国主义修辞截断了一个民族的生活历史，从外部给出一个社会生活的标准，苦难的历史变成了“发展进步”的故事。

　　历史语境真的能被洗净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柳条湖附近的一次预谋爆炸，将中国东北——这一清帝祖始之地卷入了东亚政治中心。1932年3月1日，日本军部策划组建所谓“满洲国”，清朝退位皇帝溥仪任“执政”，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称帝，改年号“康德”。“满洲国”标举独立国家，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和“国际联盟”都不予承认。“满洲国”受日本操控，但又与台湾、朝鲜等日本殖民地施行不同政体，这样一个介于准殖民地与伪国家之间的暧昧之地，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东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竞技的舞台，也是一次大战后强权政治的演练中心之一，这里是关于土地与所有权的，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是关于掠夺和统治的，也是关于帝国主义修辞的。

　　“满洲国”组建之初，便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的统治，日本军方和满清遗老们各怀政治目的构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修辞——“新满洲”——“新满洲-新国家”、“新满洲-新国民”、“新满洲-新生活”，为此定制了方方面面的统治方针以及发展规划，不单单是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还有系统的文化统治。当权者借文学作品、广播电影、地理研究及开发等一系列活动，塑造“民意”、构建“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由于当时的通讯问题，8月18日“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在吉林通化宣布退位，“满洲国”结束。但是与“满洲国”一起被建构的“新满洲”的修辞术，并非了无痕迹，在今天的学术讨论、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依然若隐若现。

　　伪满洲国的遗迹——建筑、铁路等还在，有人见此会感慨日本人在满洲的“建设之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94年到长春，参观了“长春动植物公园”——这座建于伪满洲国时期的动物园，该动物园始建于1938年，当时叫“新京动物园”，是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20倍大，当时其面积之大，展出的动植物品种之多，号称“亚洲第一”。在村上春树的眼中：今天的动物园面积大得不得了，动物数量却少得可怜，动物园里的建筑陈旧，相比较而言，倒是“满洲国”时期建造的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边境近境》）。历史学家的研究也向我们表明“满洲国”的“发展”：“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这些洗净历史语境的抽象描述，是“事实陈述”吗？为此我们想重返历史，看看“新满洲”的修辞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修辞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今天这样的满洲叙事和“新满洲”修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新满洲”的修辞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中国东北地区，自清代以来被称为“满洲”，这里的民族组成复杂，有世代生活在此的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赫哲族等原住民；清末开禁后大量汉族人“闯关东”到此地谋生；1896年《清俄密约》允许沙俄在东北建筑“中东铁路”后，俄国人、犹太人、东欧和北欧地区的人们也随之迁徙而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沙皇手中夺去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将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以南地区统称为关东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驻扎关东军，此后日本军人、商人及普通日本人陆续迁居东北。

　　对于1932年之前居住在满洲地区的人们，无论是汉人、满人、蒙古族人，还是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都没有想过“新满洲”的问题，满洲何来新与旧，每天都新，每天过去都旧。伪满洲国炮制出“新满洲”的修辞，就是要为不合法的政权套上合法性外衣。军事抢占这块土地之后，还要在文化上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管理权，为其强权政治寻求合法性。

　　“满洲国”组建后，便调动当时的各种媒介——广播、电影、书刊——打造“新满洲”。其中《新满洲》杂志是其核心阵地。《新满洲》（1939.1-1945.4）是“满洲国”刊行时间最长的文化综合杂志，时人称之“这老牌杂志，独占满洲杂志的核心”。我们以《新满洲》杂志为样本，看看“新满洲”的修辞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新满洲》杂志创刊即连载两部长篇小说《新旧时代》（陈蕉影，1939：1-12期）和《协和之花》（桂林，1939：1-6期）。《新旧时代》标举“告别旧时代，拥抱新时代”，连续的时间在1932年出现一个节点，之前“贫苦、野蛮”，之后“幸福、文明”。《协和之花》之名与“新满洲”刊名异曲同工，小说讲述了满洲青年吴羡雲与日本女孩中村芳子的爱情故事，芳子的父亲中村近寿到奉天（沈阳）办学，所谓“播撒文明”、“传播知识”，病逝于满洲，该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吴羡雲与中村近寿的女儿芳子，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但是他们俩的爱情并不顺利。芳子因父亲过世，回到了日本东京；而吴羡雲被父母逼婚即将成亲。为此吴羡雲忧虑成疾病入膏肓。爱情阻碍的消除非常简单，吴羡雲的未婚妻突然病亡，婚约自然解除；吴羡雲病愈后学习努力，通过留学日本的考试，与芳子在日本相见并在芳子日本亲友的祝福下完婚。小说目的明显——塑造“日满一体、民族协和、安居乐业”的“新满洲”的“幸福生活”。

　　在《协和之花》这篇小说中，要给生活在满洲的“新青年”一个“新希望”、“新满洲”，若想让满洲青年养成这样的感觉逻辑，只靠小说塑造完美典型是不够，还需要其他修辞来帮忙。《新满洲》杂志中有专辑——“留学生访问记”，让留日学生介绍自己过去的留学生活、现在的“有为”生活以及对未来的“畅想”。同时刊登“满洲国”民生部专门教育科长吕俊福的报告《向全国学生公开的报告——介绍给希望留日的学生》，在这篇报告中，不仅介绍了留学日本的具体要求及程序，更重要的是介绍了“满洲国”的学生在日本的特殊待遇——与日本学生同样相待，“新满洲-新国家”“提升”了留日学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