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取经》《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问，‘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年初夏，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他指示修缮保护。

　　“岸下惨案”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近平请人挖掘整理，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