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艺，即八股文，别称制义、时艺、八比等，简称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相对于古文而言，又称“时文”。随着科举制度之废止，传统时代之终结，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其评价贬斥居多，肯定绝少。而当今时过境迁，百年回首，平心静气，公正客观地评估其文化价值，具有一定意义。

　　考八股之名，正史最早见于《明史·选举制》。其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八股文之固定程式，则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其滥觞当在北宋时期，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王安石行新政，以唐代依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诸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而应试文体尚未整齐划一，更未要求对仗排比。但因当时作诗、填词之风强劲，排比、对仗之法几乎是人人皆能，并早已形成习惯，不少士子于不自觉中便运用排比对仗甚至骈体之法撰写文章，其间多有古代典故现身文中，且已有“代圣人立言”之要求。所以在目的、风格及结构等方面，已具八股文之雏形。元代科举，基本沿袭宋制。按经义作文，但又明确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家正式教本，题目只能出自上述诸经典，内容也必须以其为规范。明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太祖对制度、文体皆有严格要求、明确规定。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正式规定起、承、转、合之文章格式，分为八段，其中四段又要求各分为两股，八股文正式定型。清承明制，继续沿用。直至戊戌变法，方得松动；最后，又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之废而寿终正寝。

　　八股文属于命题作文，其基本特点大致有四。其一，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原文。其二，要代圣人立言。若题目摘孔子一言，则文章主人公便是孔子，士子须以孔子口吻；若摘孟子之言，则相应变为孟子口吻。其三，对经典之理解，皆有所依而不可自由发挥。《四书》主朱子《四书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即蔡沈，笔者注）《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浩《集说》。其四，文章体裁结构有一套严格而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词，作为开端。入手为起讲后过渡之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此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此外，八股文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定为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约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一定格式，不可随心所欲。古来文章，本无定式，但因其用途在于考试，就必须要有划一之标准，以辨优劣。久之则难免生机阙如，呆板枯涩。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所有官私学校必修科目。从童试到乡、会试，皆须学而用之。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获取功名，也就难以进入仕途。而正因其用途只在于应付科举，故而尽管士子无不倾注全力，文章学术价值则另当别论。士子为功利所驱动，不得不揣摩圣贤言行与时文程式。甚至发展到经书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人徐大椿《道情》云：“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此辈为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多受折磨，所以对其诟病之语不断，深恶痛绝。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甚至放言：“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尽管有些偏执，但绝非无稽。八股文终被废弃，应是历史必然。

　　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百年已过，从而具备了对八股文进行理智评判的时间跨度。平心而论，考试制度之要点在于规范竞争。八股文便是在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的摸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应试文体。从考试技术和操作层面考察，八股文对保证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在训练思维、测验智力、锻字炼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它也曾大展其用。明清时期撰写对联之高手层出不穷，当与八股文风行密切相关。其特征是将散文骈体化，其散句与骈句结合得天衣无缝，比骈文更加成熟、更加精练，集中展示了一字一音的汉字的特别优势与独特魅力，令人叹为观止。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供后人借鉴。清代桐城派古文开山祖方苞之《四书文》凡例云：“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佳作，经过无数士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已达到了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对一切文学创作均不乏启迪意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因字数限制，八股文对文精意赅要求甚高。古人追求“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而八股范文于此方面已达极致，实为瑰宝。明代文坛，“小品”盛于一时，清代文学作品亦罕见长篇，而抒情叙事，剔透玲珑，并非偶然。

　　再次，士人可从研习八股文的过程中获得儒家伦理道德之熏陶。考察人类信仰现象不难发现，儿时之单向强力灌输，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理念，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等经典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论，一直是国人的言行准则。且由于士为四民之首，其价值取向在塑造国人的心理素质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中坚与引领作用。以明代为例，作为八股文的黄金时代，士人气节亦颇显壮烈。尽管朝廷对臣下以严酷著称，而士人仍前仆后继，至死初衷不改者不可胜计。越是正途出身之官员，气节往往越盛。如方孝孺、于谦、海瑞等，即是典型代表。清廷入主中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晚明士子标榜气节者多有，如顾炎武不事二姓，归玄恭野服终身，王夫之厝身瑶洞，方以智削发为僧等等，儒家经典熏陶与激励之作用断不可否认。考虑到任何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作为后人，我们应带着温情与理解来盘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然则难免伤害诸多前辈拳拳之心于地下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