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历史中的“蝴蝶效应”是由“大历史”观而揭示的，而“大历史”观，只有依靠“微观历史”的写法才能建立起来。比如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是从清朝的边防官员用砍掉老百姓的头颅向朝廷充战利品这一戏剧性的细节开始的；《辛亥年》，是以辛亥年春节到来之前发生的一场鼠疫开始的。

　　很久以前，我就设想着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通史”。什么是“自己的方式”？尽管我一直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写作，却很难对它做出描述和界定，它只是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明确而又模糊的诉求。至少，摆脱历史叙述的功利性，让历史的复杂性、神秘性重新浮现出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正是由于我们试图摆脱被“脸谱化”的历史，我们才对历史有了真正的好奇心，而历史本身的戏剧性，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历史叙述是按照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大历史”（macro history）观念。黄仁宇先生认为，“大历史”观念是“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只有拥有“大历史”观，我们对于历史细节的选择、对历史的判断才会超出一时一势的限制，我们的目光才更有穿透力，才能在史料中游刃有余。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才能重新梳理历史的逻辑，揭开事实之间秘而不宣的联系——在历史中，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可能是单线联系的，也可能是多线联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同我在《纸天堂》中所写：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对于这些环环相扣的变化，我们常常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变化是渐进的，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细节”。

　　这就犹如福尔摩斯先生，第一次见到华生医生，就从他黝黑的肤色（唯有手腕处皮肤是白色）而推断出他从热带回来；由他憔悴的脸色推断出他曾遭受病痛；由他左臂动作不自然推断出他左臂曾受伤，从而断定他是一个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军医。他说，“由一滴水，一个逻辑家可以推论出一片大西洋或一条尼加拉河，即使他从没看过或听过这两个地方。因此，所有生命是一个大链条，只要看到其中一个环节，就能知道整个生命的特性”。

　　福尔摩斯的“大链条”论，约等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许多看上去没有联系的事实，在历史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动的，历史就是一个由不同的事实组成的互动装置，而从前那种“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行的历史书写，“把不能诠释的部分统统搁置”了，历史的“大链条”失掉了许多环节，无法连动，而那些被“遗漏”的部分，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假如没有“大历史”观，历史就仍然是被冻结的“块状结构”，它们将锁定我们的目光，而无法发现隐藏在历史中的“命运交叉的小径”。

　　《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书秉承了这一方法进行叙述，所以，我们可以从商鞅的事业中看到它在“文革”年代的投影。在福尔摩斯的演绎法中，他“不需要表现出中间的步骤就能得到结论，但是中间的步骤却是存在的”，如果我隐去中间的过程而直接说结论，许多人一定会感到匪夷所思，于是本书就呈现了一整套细致的推理过程。对历史的重述，使历史的版图被重新拼合了，呈现出一幅新的形貌。

　　这种“大历史”观所主导的历史叙述，不会像“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行的历史书写那样，热衷于大而无当的口号式写作，相反对于历史细节有着福尔摩斯式的敏感。这种“大历史”观，只有依靠“微观历史”的写法才能建立起来，由此带来了我的历史叙述的另一个侧重点，就是对细节的格外看重。在这方面，美国汉学家史景迁 、魏斐德和孔飞力对我的影响颇大。比如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是从清朝的边防官员用砍掉老百姓的头颅向朝廷充战利品这一戏剧性的细节开始的，而在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中，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显然，没有《郯城县志》，甚至《聊斋志异》提供的线索，他无法完成《王氏之死》的写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的时候，我曾与史景迁先生有过交谈。曾有学者把史景迁的历史叙述称为“历史侦探学”，而在我看来，它们更应被归为“微观历史”一类。我的《辛亥年》一书，是以辛亥年春节到来之前发生的一场鼠疫开始的。这一“微观历史”，几乎被所有的辛亥革命研究学者忽略了，但这一连串充满悬念的死亡事件，无疑成为镶嵌在清帝逊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最具深意的历史细节。这也是“历史背后的历史”，没有这样的细节，本书就不能成立。

　　（作者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