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讨论的命题，由钱冠连先生的论文集《后语言哲学之路》所引发。年近耄耋壮心不已的钱先生，是外语界著名学者，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这部正准备出版的书，他用电子邮件传来原稿，让我看看。

　　打开书稿，封面上两行文字映入眼帘：

　　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自然也是自然的：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

　　往下翻，首先见到一篇包括两个自然段的“卷首语”。第一自然段开头写道：西方哲学的语言性转向，滥觞于20世纪之初，兴旺70年左右，影响至今，但“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的中心地位”（苏珊·哈克，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总序一，2004年4月）。紧接着，便是上面特别列出的两行文字。

　　这两行文字，用的是散文体自由表达笔法，凸显的却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原理。我无比振奋。首先，“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自然也是自然的。”这朴实的话语，让我立即想起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并且立即演化成为“青山绿水无偏见，红日何曾忘四方”。其次，“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这豪壮的话语，更让我仿佛看见，有一位中国汉子，站到了高坡之上，发出了信心十足的呼喊。

　　并非每个学者都能有这样的襟怀和见识。清朝后期以来，外强入侵，国弱受欺，面对洋人，国人往往自卑自贬。这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可以看到十分形象的描写。这种状况，影响我们好几代人，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说一件小事。1981年6月，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密云举行，这是第一届中年语法学者的学术讨论会，特邀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前辈出席了会议。在“密云会议”上，在讨论到句子类别问题时，我谈及高名凯《语法理论》曾提出“句类”“句型”“句模”的三角度分类，话刚出口，一位与会朋友立即打断，说：“那是高先生自己提的！”接着，他转谈别的问题，我再也没法开口。这件事，三十多年来缠绕心头，一直纳闷困惑。无论什么学说，都是某一个人“自己”先提出来的，为什么外国某人“自己”提出来的就是理论，高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就根本不屑一提？就因为高先生是中国人？这种心理自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民族自卑，对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对于我们的学术发展，妨害极大。

　　二

　　最初的（中国）后语言哲学思路，是钱先生在2007年《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一文中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后语言哲学，钱先生总结出了“四原则”：1.吸取西语哲（分析传统和欧洲传统）的营养；2.从日常社会生活中挖掘出新的语言哲学问题（所谓“节外生新枝”）；3.它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从词语分析（形而下）找入口，从世界与人的道理（形而上）找出口（乐意接受其他方法与风格）；4.重视汉语语境，实现西语哲本土化。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钱先生写道：“允许有西方的分析传统、欧陆阐释传统，也应该允许（中国）后语言哲学（四原则）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做语言哲学的方式与风格各有千秋，都是花。后语哲四原则单打独斗，就活不了。”我读后情不自禁地感叹：好一颗中国心！好一份中国志！

　　假若我国能够出现自己的语言哲学，那么便意味着我国已经或者必将形成相关的学派或流派。《后语言哲学之路》一书中，有专文论说“中西语言学的学派与流派”。文中分析道：西方语言学的学派与流派，可圈可点的甚多。中国的汉语研究情况如何？在《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里，从吴承仕、黄侃、钱玄同、林语堂、罗常培、王力、陆宗达，到周祖谟、朱德熙、裘锡圭，所列论文精彩纷呈，却让人看不到学派与流派的任何提示。不过，书中又分析道：吕叔湘对汉语语法研究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巨大影响，邢福义就是接受吕叔湘影响最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不揣冒昧，也许可以给吕叔湘语法研究这个学派起个名，称之为实据派。至于我国的外语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派，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要说有“流”有“派”，恐怕也是跟着西方在“流”，跟着西方在“派”，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反省勇气。

　　我个人曾写过一篇《汉语语法研究之走向成熟》的文章，发表在《汉语学习》1995年第1期上面。我认为：走向成熟，意味着尚未成熟。因为，毕竟还在“走”，只是“向”。成熟与不成熟，对于一门科学或一种艺术来说，学派或流派是否形成，应是突出的评判标准。而学科的成熟，学派或流派的形成，需要众多学者一代接一代地做长时期的努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水到才能渠成，主观上再着急也没用。后来，我多次就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派问题作了若干进一步的解说。窃以为，钱先生提到的吕叔湘语法研究“实据派”，那只不过是一个并未成形的淡淡的影子，表达的是对我国学术界学派问题的关心，仅此而已。我之所以写出上面这些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跟钱先生心灵相通，都一直在关注着一个相同的命题。不过，他视野更宽，他的论说哲理性更强，这是我所不及的。

　　三

　　《荀子·解蔽》：“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意思是：精通某一具体事物的人，可以管理这一具体事物；精通各种事物之理的人，可以全面兼顾地管理各种事物。我们的老祖宗，在这里谈的就是哲学问题。

　　国学宝库，代表中国文化土壤的地基和主体。从哲理角度发掘国学语言，会加深我们对自己语言的认识。有的语句，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反映中华民族最高的精神境界。又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大同》）这更是追求国泰民安的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反映大道一旦施行便能出现人人都愿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的理想状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好，都是普世真理。

　　开掘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的文化土壤，必须离析其文言因素和历史印记。只有这样，才能使语言的哲学原理充分显示，让人充分领悟其穿越时空的深刻程度，从而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上面解释“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都已做了离析其文言因素的工作。下面，再举两个例子，既涉及离析文言因素，更涉及离析历史印记。

　　例子一：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何为“仕”？《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解释道：仕，旧时指做官，如“出仕”。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学而优则仕”是被当作“毒草”来批判的。因为，做了官，便成为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阶级；要想“学优”的人，皆属追求出人头地、个人利益至上的坏分子。但是，何为“官”？《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解释道：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现在，“官民、官兵”的说法很常见，官与民、官与兵绝对不是敌对的阶级或阶层。现在，“官职、官衔、村官”等说法也很常见，实践中，既有百姓投票选村官的做法，又有上级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尝试，都是为了选出合适的学优之人来挑起相应的担子，显然跟阶级斗争风马牛不相及。可见，把“官”的概念和“坏分子”之类概念缠绕在一起，那只是一种历史印记。只要离析掉外加的历史印记，还原其学优者可出任相应职务的本义，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显然是古今中外普遍适用的哲理。

　　例子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文革”期间，这句话也曾被判为“历史糟粕”，成了为封建帝王制造专制统治的理论依据，遭到了“批倒批臭”。那时候，人们有这么一种认识：“哪里都是奋斗在一线的职工最苦最累但收入最低，从古至今都在向你灌输一个狗日的道理，体力劳动者永远比脑力劳动者低贱，这公平吗？”（见http：//bbs.tianya.cn/post-319-13575-1.shtml）何为“治”？“治”的重要义项之一是“管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只要离析掉外加的阶级斗争之历史印记，还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朴实本义，便是“善于动脑子的人管理别人，只会干体力活的人为别人管理”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可以管理别人，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只能被别人所管理”之类意思。这显然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法则，“治”和“治于”之间并不存在高贵和低贱、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值得注意：有的时候，某些语句所表示的正意，是其比喻义，而不是所用词语的本然含义。比如“三个臭皮匠，当个诸葛亮”。这个熟语用来比喻人多智慧多。毛泽东《组织起来》中就这么说过：“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这反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样的表述，不能死扣“臭皮匠”和“诸葛亮”的本义。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多少个臭皮匠都抵不上一个诸葛亮。要是真的抵得上，那么，这“三个臭皮匠”，一定起码也是三个小诸葛亮，而不是三个一般的普通人。

　　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关心中国的哲学语言，进而关心中国的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往往表现为语句的哲学理念，情况极其复杂多样。要说清楚，或者基本上说清楚，必须从不同侧面长时间地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不乏哲学语言。“中国梦”，用比喻的方式概括中国人的伟大理想，这便是最新的最为深入人心的哲学语言。至于语言哲学，语言学家们应该重点关心，怎样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发掘，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哲学。语言哲学一旦产生，并且达到一定的高度，学派或流派就会随之而出现。个人以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派的产生准备了极好的条件，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派必将率先在中华土壤中生出。哲学、历史等学界，都在旗帜鲜明地主张研究工作的中国化、本土化。比较地说，语言学界相对滞后。语言学，内部包含不同层次的许许多多学科；往外说，又跟许许多多的学科发生关联。仅以语言学内部来讲，谁样样都能精通？然而，我们不能没有哲学意识。多了解点语言哲学，多思考些语言哲学问题，这对个人素质的提高和整个学科档次的上升，都会大有好处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