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采访不断地进行，与他接触增多，便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和职业有关的特点。比如他长期用左眼对准取景框，右眼紧闭，久而久之，他古铜色的脸上出现了左眼大右眼小的“职业眼”。一旦举起相机，那只小的眼睛便会麻利地合上，从而保证左眼一目了然，取景迅速。

　　除了眼睛有大小之别，肩头还有高低之分。这也是长期背负摄影器材留给他的终身纪念。早年从事拍摄，肩头除了要背几部照相机，还要挎一个沉重的闪光灯充电箱，他又喜欢独用左肩，所以造成了左肩低右肩高的塌肩模样。只要一穿休闲装，特别是夹克什么的，就会出现前襟不对称的“独特款式”。不过他会幽默地告诉你：搞文化的人都不修边幅！

　　不过，杜老的大小不一的眼睛与高低不平的肩头，丝毫不影响他硬朗的气质与挺拔魁梧的身板。

　　还有，杜老吸烟技巧也堪称一绝。

　　谁见过吸完一支烟而不弹一次烟灰的人？杜老就有这个绝技，他的指间可以夹着弯曲而不散落的一寸多长烟灰，任意地动来动去。细一想，这种平衡功底也是和摄影有关。以前他可以用手端出四分之一慢速度，如果没有过硬的平衡功底，吸一支烟不落烟灰绝对是做不到的。曾经有一位采访他的摄影记者不服气，也点燃一支香烟，要和他一比高低，结果这位自认为有深厚平衡技巧的摄影记者，吸完一支烟，中途掉落了三次烟灰，其中一次掉落在自己的化纤衣服上，还给烧出一个小洞。而杜老烟蒂上的烟灰形成了一个弧形，坚持垂而不落，直到将香烟吸完，他才将一寸多长的烟灰弹进烟缸里。

　　见过杜老的人大多评价他是条汉子，如果相处久了，汉子前就要再加一个“倔”字。杜老的性格非常倔强且耿直。他不会作假，不会说奉承话，更不会拍马屁，甚至连接电话都不会温情地问一声你好，而是粗声莽喉对着话筒——讲话！不了解他的人会被他这特殊的方式吓一跳。

　　——你是杜老吗？

　　——差不多。

　　——您老近来好吗？

　　——凑合。

　　——想请您吃饭。

　　——不必了，有事电话里说，这也是精神会餐……

　　和他熟了，开始一点一点剥去酷似严厉的外表，窥探他善良温和的心灵。

　　二 周总理管他叫“杜三”

　　他说，这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对周总理的感情也最深。

　　周恩来总理素以严肃、谨慎、一丝不苟著称，杜修贤跟随他十多年，不仅镜头里留下了一国总理风度翩翩的身影，也在脑海深处留下了总理慈父般的慈祥与严厉。

　　1960年春天，在新华社担任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被派往中南海记者站，到周恩来身边担任专职摄影记者。不久，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外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和周恩来拍一张合影。

　　那一次，周恩来提前到了会见地点，他走进大厅就和事先抵达的记者们一一握手。杜修贤一见，赶紧跑到跟前为他们拍照，一连拍了好几张，最后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刚握上手，周总理突然转过头对别的记者说：“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总理并没有作罢，而是示意另一记者接过相机，为他们拍摄了一张握手的合影。直到今天，在西花厅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说到这儿，都说老杜幸运。他们从来都没有和周总理单独合影过，而杜修贤去西花厅不久，就有了一张合影，而且是周总理主动提议“补拍”的，这让大家羡慕不已。

　　除了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去的最多的要算天安门城楼了。每年领导人总是要登上城楼庆祝“十一”和“五一”。而在城楼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喜欢走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要想拍摄领导人的正面图像谈何容易。杜修贤为取得理想的拍摄角度，不得不将自己上半身悬到城楼栏杆外。有一次他刚对好焦距，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他的衣角。他直叫别拽别拽，再拽镜头就照不全了。可是身后的手却越拽越紧，他还以为是负责警卫的同志，扭过头正想嚷嚷，话到嘴边却僵住了，拽他的不是别人，是周总理！

　　“要镜头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办？”周恩来严肃地望着他，低声责备。

　　杜修贤也算是个刚强的硬汉子，多少困难面前都没落过泪。这时他的眼睛潮了，周总理充满爱意的责备，一直暖进心窝子。后来他在城楼上照相，周总理只要见他拼命三郎要镜头不要命劲头上来，便会悄悄过来拽着他的衣角。一次又一次，连杜修贤自己也数不清楚，周总理究竟拽过他多少次衣角。但周总理用手呵护他的生命一直温暖着他的记忆。

　　杜修贤相机拍摄的底片一角有一个“3”的阿拉伯数字。原来专职摄影记者也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排序分为拍摄毛泽东的是“1”、拍摄刘少奇的是“2”，杜修贤正好是“3”，这样底片一出来，就知道是哪位领导人的摄影记者拍摄的。

　　莫不是和“3”有缘分？周恩来在国外送杜修贤一个别名——杜三。这个带回国的名字，在中南海里竟然比他的本名叫得还响亮。老摄影师对这个名字也是格外钟爱，因为在他的记忆里，具有严谨风格的周总理也会来点出其不意的幽默，“杜三”这个名字就是周总理幽默的结果。

　　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外长陪同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杜修贤随同拍摄采访。到达几内亚已经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可是位于赤道的几内亚却在火热的阳光下。白天热了一天，到了傍晚，周总理提议大家走出宾馆散散步。杜修贤提着相机，跟在周总理身后。大家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感受阵阵扑面的热风……

　　走着走着，周总理止住脚步，望望陈毅的秘书杜易，又看看正在一边抢镜头的杜修贤，说：“陈老总，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时周总理很少开玩笑，陈老总没注意总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经回答说：“就是么！这么多天在非洲转，硬是把人都晒黑噢！”

　　周总理朝杜修贤招招手，“老杜你过来，过来！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二），你嘛叫杜三……好不好？”周总理话没说完，陈老总先哈哈地笑了起来：“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家族，一家兄弟。”

　　身边的人被总理的“一二三”和陈老总滑稽的川腔逗得直乐。

　　“我有那么黑吗？”杜修贤用手摸摸脸。回国后，杜三这个名也带回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到他家，找杜三。家人愣了，谁叫杜三啊？杜修贤指指自己自报家门，我就是杜三！

　　三 弹指千钧的历史记录者

　　这样其乐融融的好光景到“文革”期间就中断了。

　　1972年春天，周恩来被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4年6月1日住进了305医院，总理的外事活动也从西花厅延伸到了305医院。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一碰到会见外宾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他的卫士、秘书就开始不住地从门缝往里瞧。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不结束，医护人员也着急地站在门外。这时他们就让杜修贤进去拍结束镜头，开始杜修贤不知道周总理患有重病，不理解医护人员的意图，不敢贸然进去，他怕违反规定。

　　“没那么多的规矩。总理都病成啥样了，老这么坐着怎么行？进去呀，你进去呀！”大家不管杜修贤的顾忌，硬是把杜修贤推了进去。

　　硬着头皮走进会见厅，杜修贤举起相机对准宾主谈话的方向。也不知是凑巧还是外宾知趣，会谈还真的结束了。

　　大家在门外朝杜修贤直伸大拇指，说他为总理赢得了休息时间。

　　杜修贤这才意识到周总理真的得了很重很重的病。不然医护人员和卫士们也不会宁愿违反规定也不愿让总理多谈一会儿话。

　　1974年12月5日，杜修贤去拍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日本客人池田大作。会见时间不太长。结束后，他提着摄影箱刚走到客厅的门口，身后有人叫“老杜”。杜修贤心里“咯噔”一声，这非常熟悉的声音不用分辨也知道是谁。

　　杜修贤扭过身，周总理不知什么时候从治疗的里间走出来，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他招招。

　　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总理跟前，想扶他坐下，总理摆了一下头：“不用了。”

　　杜修贤细细地端详总理，不由地一阵心酸。总理太瘦了，蜡黄的面颊上布满了老年黑斑，微微地喘息，嘴唇苍白而干燥，惟有那双深沉的眸子依然明亮。

　　周恩来喘定一口气，将视线缓缓地投在杜修贤的脸上，说：“我的病你知道了吧？”

　　“嗯。”杜修贤闷着气应了一声，心里涌上深深的悲伤。

　　杜修贤望着眼前的总理，不知说什么才能绕过这个让人害怕的话题。

　　周总理用略带沙哑的声调对杜修贤说：“外国朋友都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总理这这……”杜修贤语无伦次，一下子找不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此时的痛苦感情。但他看到周总理坦荡的目光，只好咽下这不合时宜的悲伤，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总理，听说中医对这个病很有办法，您试试……”

　　总理无声地笑了，笑得那样平静，平静得让杜修贤心里直打颤。

　　杜修贤明白了，周总理已经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准备走向生命的尽头。可他这时连一句话哪怕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等周恩来转身离开，杜修贤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纷纷滴落在脚下的紫色地毯上。

　　在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也在重病中，他与周恩来一样，还要带病处理外事活动。有时候杜修贤在医院拍完周总理会见外宾活动，马上又赶往中南海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进行拍摄。

　　杜修贤是1970年春季开始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工作的。几乎没有给杜修贤半点准备，甚至没有给他喘气的机会，命运便把他带到毛泽东身边，成为同时负责周恩来拍摄又负责毛泽东拍摄的专职摄影记者。1970年到1976年这七年，正是共和国经历“文革”动乱，又面临第一代领导人步入晚年的严峻时刻。杜修贤快门下的毛泽东进入了垂暮之年，所以拍摄的不一定都是伟岸、光辉的形象，有时也会捕捉到令人意外的瞬间。

　　1970年8月，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痛斥林彪一伙时的愤慨、忧虑、失望的神情，至今仍令人感到心之沉重和忧思之绵长。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无意拍来的“正副统帅”合影，成为了他们最后在城楼上的唯一照片。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穿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原本没有拍摄任务的杜修贤因为与陈毅老总私交不错，主动前往，不料意外地拍到了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的场景。

　　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告别，一天后，周恩来被推上了手术台，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因为画面上两个伟人都面色严峻，神情沉重，无法作为新闻片使用，便被封上了岁月的尘埃。可是今天重新审视，竟然如此意味深长，令人心碎……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瞬间记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画面。

　　1976年10月6日，这天是江青最后自由的一天，杜修贤用镜头记录了她最后几个小时的自由生活。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追悼会上使用的那张遗照，竟然是胡耀邦没有来得及审视的生活瞬间。那也是杜老离休后到离开总书记岗位的胡耀邦家无意拍摄而成的。

　　也许最后的往往也是最珍贵的，因为时光的不可逆决定了这一点。

　　有句成语：弹指千钧，用来形容杜老拍摄的每一个瞬间是再恰当不过了。如今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便是再读他的“瞬间”，感受他的存在与永远。我相信，共和国历史不会忘记这位耿直且率真的忠实记录者。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留。再见杜老，一路走好！

　　后记

　　杜修贤有三个女儿，在她们小的时候，需要他关怀和爱抚的时候，正是他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最为繁忙的时候，1976年拍摄了毛泽东追悼会后，他被牵连进“四人帮”的案件里，开始了长达4年交代“罪行”的委屈岁月。忧郁的心情和不平的待遇影响了他和家人的感情交流。等到他再次平反（“文革”中他被打倒过一次）又一个4年过去了。这时孩子们都离开家，自食其力。

　　一生都在镜头中看世界的杜老，生活朴素，对社会上种种消费行为不适应，也看不惯。如果有人请他吃饭，他就提两个要求，一不吃贵的东西；二不许浪费，所点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则他就退席。他一生跟随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走过40多个国家，可是他的口味却是那样原始，也十分乡土，始终钟爱他陕北米脂老家的那碗“揪面片”。

　　以前他在人民大会堂拍摄周恩来总理举行国宴，每等拍完周总理所有镜头后，才坐到丰盛宴席桌旁。他不动眼前的美味佳肴，而是让服务员上一碗肉丝面。这一习惯保持终身。这十多年，他基本隐居在京郊一处有菜园子的住所，充分享受了大自然带给他的那份宁静与安逸，晚年生活过得悠然自得。用他自己的话说：杜修贤真正过上了休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