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昌

　　6月21日，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京再次开讲，著名学者、作家唐翼明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与150余名听众分享了自己研究魏晋人文精神的理论成果和学术心得，围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士族阶级的兴起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思潮从儒术独尊走向儒道融合、士族阶级精英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人文精神的张扬等几部分内容做了精彩的讲解和评论。先生温文尔雅，胸有成竹，其宽广的学识、幽默的语言，博得阵阵会心的掌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指的是从汉末三国起，到隋朝统一中国为止的一段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唐先生说：“对魏晋南北朝历来有一个成见，以为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因而在历史上也就是一个不重要的、贡献不大的、不值得称赞的时代。”他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代，在中华民族整个文明的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上、精神的更新和创造上，是一个贡献很大的时代，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他说：“西方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左右，口号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旗帜则是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而中国在魏晋时期也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目标是复兴先秦的诸子百家，其结果也是推进了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发展。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西方早了一千年，虽然影响不如西方大，主要是没有产生世界影响，但这是因为社会条件不成熟的原因，而这次文艺复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则是极其重要的，不容低估。最近汤一介先生有一个讲话，他说冀望中华文明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更倾向把这个意思表述为：冀望中华文明能出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唐先生说，人文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很早，古代典籍中就有“人文化成”的说法。人文精神概念的出现，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人文精神，即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个性的尊重，是追求自由、反对束缚、维护个体尊严和人格独立，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他认为我国魏晋时期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重视，就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和随之而来的人文精神的张扬。这一时期士族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自由思想的追求、情的觉醒、审美意识的觉醒、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还有对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等，都很引人注目。魏晋时期士族阶级由于具有特别丰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士族阶级的兴起，是魏晋人文主义能够产生的物质基础。另外，魏晋时代的思想复兴，又为魏晋人文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一批年轻的贵族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先秦的诸子百家，从百家中找到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并且加以发展，从而打破了儒家独霸的局面。唐先生介绍说，原始儒家中本来就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但是汉兴以后，在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共同扭曲下，原始儒家中强调个体自由独立的思想遭到阉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维护皇帝专制主义的思想工具。魏晋文艺复兴对当时已经变得僵化和虚伪的儒术给了一次猛烈的冲击，特别是发扬了道家思想中强调个体生命价值的成分。

　　唐先生认为，魏晋崇尚的清谈，在某种意义上可比当年的法国文艺沙龙。这种清谈并不是空谈，不是聊聊天、侃侃大山，而是有主题、有规则、有主持和组织的学术运动。他说，魏晋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与进步。自魏晋以后，儒道融合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外儒内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中华文明也从此走上一条更丰富、更平衡的发展道路。

　　讲座最后，先生还简要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相关链接：唐翼明先生是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1982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师从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先生，获博士学位。1990年赴台任教，2008年从台湾政治大学退休。现居武汉，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等，著有《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