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隗瑞艳

　　“当代很多音乐界的朋友，在各种场合不加修饰地表现出了对西洋古典音乐的酷爱，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不屑一顾；有一些西乐指挥在排练场上，指责乐手演奏的声音难听，形容像演奏民乐器；还有专业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配器老师，对中国民族乐器一窍不通；更有从事民族音乐很多年的音乐家，只因听过一两场世界二流乐团的交响音乐会，就大为感叹交响乐比民乐好听……”6月13日至14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三届“华乐论坛”上，中央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刘沙感慨地说，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一些音乐家在一味地追求、学习西方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技法时，没有建立起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忘却或丢失了作为专业音乐家对本民族音乐的认同感。而作为中国的作曲家，如果对自己民族音乐有真正的认同感，就会深入研究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和民族乐队，真正为中国民族乐队写出演奏的作品。

　　“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乐作品？应该倡导何种风格的民乐创作？应该鼓励什么样的创作实践？民乐如何承续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和民族文化熠熠发光的传统？作品如何创新，又如何面对当下纷繁喧嚣的现代社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黄宗权在“华乐论坛”上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据介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作曲界和音乐理论界对民乐创作如何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有过热烈讨论，对如何发展民乐有着各自的看法。如何评价当代民乐作品的价值以及民乐创作水准的高低，这些命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而这些命题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反映的是音乐理论界和作曲界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自身音乐文化处境以及音乐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这些命题的探讨往往具体体现为一首作品是否传承与发展了传统的音乐美感，是否弘扬了民族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GDP上去了，大家有钱后又突然意识到，我们除了追求物质和财富以外，需要在文化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需要在和传统建立联系之中来解决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人们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自身价值，并不比西方的‘低级’，且不是以他文化作为评判和衡量的标准。”黄宗权说，民乐创作当然需要继承传统，但要破除形式继承的老路，如果“形在而神不在”，那么，继承只是一种片面的方式。继承传统音乐要有新的表现形式、新的音乐文化理念、新的音乐技能。但是，这种创新，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现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融入传统文化基因，展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从其原体上进行新的提炼、整合，使传统升华，并富有时代风貌。

　　在河北廊坊举办的本届“华乐论坛”，聚集了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评论家及艺术院团长，集中探讨了民族音乐创作、表演的前沿话题，让原本是对“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获奖作品的研讨，延伸到新的深度，体现出民乐界有识之士的热忱与忧思。

　　“要通过学习和探索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点，寻找个性化的音乐语言，追求音乐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依托。”这次获奖的作曲家王丹红表示这是她民乐创作的最深体会。她认为，经历了20世纪音乐的发展，作曲家们更多关注创作观念、技法的发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创作。这种对艺术负责的艺术家风范固然可贵，但是在忠实艺术自身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同时，艺术家如何面对社会对于艺术家的需求？当代音乐创作应当超越并解脱现代音乐技术发展带来的创作压力和负担，从容面对学术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提纯音乐的境界。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的观点与王丹红不谋而合，他说，中国的作曲家应当一只手伸向传统，学到传统的神韵；另一只手伸向最现代的各种技法，能够娴熟运用，而非生吞活剥。

　　青年代表着未来，刘锡津希望通过本届“华乐论坛”打造新时期中国青年作曲家群的概念，让更多青年作曲家进入中国民族音乐创作领域，形成规模，以这样一个群体的创作技法、创作思维、创作风格和代表各种不同样式的作品，呈现当代中国青年作曲家的创作风貌，推动新时期中国民族音乐的强力发展。他说：“作品具有中国人文精神关怀，才有深度和厚度。中国有13亿人口，聪明的作曲家，寻找老百姓渴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