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官兵合影

◎ 刘申宁

　　提要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福泽渝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必须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泽渝吉的顺序走的，而中国则是走反了。

　　福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言，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战争。这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东亚局势的战争，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伊藤博文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在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120年后的人们应如何解读这场战争的失败呢？或许站的远一些，看的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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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国民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而国民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成熟度。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制造枪炮，而在于造就国民的坚定信念。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的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国家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现代国民，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看有没有权利；二看有没有财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国家把人民当国民，人民才会对国家效忠尽力。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调动和激发国民创造力的时候，清政府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也不是军人的事。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的区别。政府愚弄国民的同时，也在愚弄着自己。当年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去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说这两艘舰只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并非参战，理应归还。成为举世笑柄。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近世以来，国民教育带来思想革命，作为纪律严谨的军队，其实更需要思想。对于军队而言，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撒手锏。中国走了几千年的愚民之路，甲午战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人们：对国民思想的钳制是一个政权彻底没落的重要标志。

　　思想的钳制造成了国民精神的萎靡。甲午战时两国百姓精神状态对比十分强烈。中国百姓送子上前线，多哭哭啼啼，难舍难分。日本人送子弟入伍则以“祈战死”、“毋生还”为祝。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回顾近代以来，在中国共发生过二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是尹奉吉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但二位义士都是朝鲜人。是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书生每思至此，尝掩卷长叹！一条鱼病了，可以说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了。历史上中国不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但自秦大一统之后，专制皇权对国民意识的奴化，改变了国人性格中的阳刚勇武、思想灿烂、极富进取心的创造力。这种专制造成的国家元气的消亡，远比任何政策的失误更可怕。在当时的战场上，清军的临阵溃逃比比皆是，其更深层的原因当出自此。

　　其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并且一代代发扬光大。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的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阻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帝国的那类景象。

　　甲午战前，日本已经有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福泽渝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过去我们一直把这解读为日本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其实不单纯是，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今天看来，日本已经实现了福泽渝吉早年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