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舰部分官兵合影

　　120年前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国家发展与远东地区战略格局，产生了巨大、深刻、持久的影响。甲午惨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及给国人心灵造成的冲击，至为惨烈、惨痛。维新派是最早对这场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中国人，他们言及此役时总是痛心疾首、仰天长叹，曾以“创巨痛深”“腐心切齿”及“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等词句，描述自己面对这场空前深重的国难时的沉痛体验。“区区黑子大，胡为战则赢”，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何以一战而胜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维新派一面感受着战争创伤的锥心痛楚，一面省思甲午国殇的深刻教训。

　　战争与和平：“非备战无以止战”

　　甲午中日战争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的，中方在陆战、海战的一连串失利之后，终于以1895年2月17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为标志，以屈辱的惨败而告结束。清朝躲不过且很快输掉战争，这种结局可以说在战前就已锁定。

　　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府，既重“殖产兴业”以富国，也重整军精武以强军，宣誓了“布国威于四方”、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陆政策”。明治政府早就存心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充分的、全方位的战争准备，尤其是“以海军为第一急务”，“大办海军”。“倭处心积虑十年，图我内地之山川”，清朝方面却苟且偷安，求和避战，对这场“终有一战”、攸关民族命运的战争，缺乏坚强的战争意志与充分的作战准备，一遇战争则门户洞开，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为所欲为。

　　维新派对中方因备战不力而导致败局，有着痛切、深刻的认识。早在1887年，黄遵宪写成《日本国志》，他在该书“兵志”部分指出，“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眈眈虎视”，处目前强权即公理的列国并立之世，必须加强军力、战备，以“尚武”立国。他告诫朝野上下须知“弛备者必弱，忘战者必危”，“非练兵无以弥兵，非备战无以止战”。他注意到“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虽艰难拮据，亦复费二千万之金银，竭蹶经营”，取法西方建立陆军、海军，还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国强必霸。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国志》一直延迟至写成八年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秋冬才得以刊行，有识之士深以为憾。袁昶在《马关条约》签约后称：“此书早布，省两万万。”（《黄公度先生年谱》）1905年黄遵宪病逝后，梁启超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甲午战争发生后，黄遵宪明确指出，战场失败是因为平时没有做好战守的准备，如他在《台湾行》中将反侵略斗争失败而至“倭人竟割台湾去”归因为“平时战守无预备”。

　　与日本从古代传承了尚武精神有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文轻武的倾向。维新思想家痛陈这种价值观对民族性格、对抵御外侮的消极影响。梁启超相信，中日战争结局与两国国俗有关，“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他在《新民说·论尚武》一篇中痛批古代中原汉族缺乏尚武精神导致对外战争每战必败。他指出：“我东邻之日本，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恫夫中国民族之不武也！神明华胄，开化最先，然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屈，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他强调，如果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也从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积弱不振而为日本所败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的强大民族“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中国为“文胜之国”，但流于文弱，“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他痛斥：“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虽不可复振。”（《严复集》第1册，第39页）其他启蒙思想家也纷纷针砭中华民族的“文弱”之弊，倡导“军国民主义”教育，推崇尚武精神，反对畏战怯战、不认真备战而一味乞求和平。

　　梁启超痛批李鸿章不认真备战而轻信日本会受制于道义、法理，或一味寄希望于列强的牵制、调停。他指出，直到战争已箭在弦上，李鸿章还依然坚持“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日本军国主义以狡诈著称，在甲午战争中即频频刺探情报、进行欺诈、实施偷袭，而我方先失于战备，又失于兵机，须知“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李鸿章传》）。战争胜负固与道义、外交有关，但决不应丝毫忽略智谋、实力。

　　个体与国家：激励国民使“赴公战如私仇”

　　维新思想家认为，中方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固然是由国家层面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战争意志薄弱、决策指挥体系迟钝等因素造成的，但也与中日两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国民素质等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指出，中国国民素质的弱点除了由重文轻武所导致的民力之“文弱”外，还有民智、民德方面的欠缺。如康有为称“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上海强学会后序》）。严复获知甲午惨败后不禁愤慨：“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严几道年谱》）他在《原强》一文中强调，国家民族的强弱系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何则？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维新派批评国民“民智未开”“愚而不学”，主要指国人对西学、对科技、对现代学术知识体系的蒙昧无知。他们痛陈传统教育驱使天下士子记诵词章八股，“适足以破坏人才”，不仅禁锢民智，也导致了军中奇缺熟悉现代国防、现代技战术的人才；在民德方面，则主要批评国人“散而不群”，缺乏国家观念、国家忠诚，缺乏合群观念、凝聚意识，一旦国家有难，各方画疆自守，人心自私浇薄，终不免一盘散沙。梁启超在《李鸿章传》这样评说：“日本非与中国战，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反观日本，于民智则实行“文明开化”，“求知识于环宇”，“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严复集》第1册，第50页）。于民德则倡导武士道精神以激发民族意识。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记载，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与荣光。

　　维新思想家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民愚弱、涣散的病源，并探讨了从提升国民素质、提振国民精神入手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路。他们指出，君主专制政体、纲常名教与闭关锁国是滋愚滋弱的主要症结所在。梁启超在《爱国论》等文中批评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导致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缺乏国家意识；又由于专制君主以一人奉天下，使国人不知国家有自己一份，导致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爱国心薄弱。他强调只有开民智、兴民权，使民众有现代国家观念并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切身感受到国家兴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民众才能“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国家遇到危难才能舍家纾难。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救亡之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指出，西洋“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智又为我民所远不及”，“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正因其实行自由、民主、平等，方“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因此，他主张通过“私之以为己有”，使民众意识到保卫国家也是在保卫自己，以此激发爱国热情与报国精神。

　　守成与变法：“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无论是检讨国家层面之捍卫主权的战争意志软弱、打赢战争的战争能力不足，还是反省国民层面的现代知识欠缺、国民精神颓废，无不在指向落后、闭锁的封建政教、专制制度。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对1861年兴起的洋务运动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成效的检验。战争的结果表明“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中国败给日本，是败在制度落后上，败在变革不如日本明治维新之深刻、全面上。

　　康有为指出，“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上清帝第四书》）。“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认为中国要振衰起弱，必须仿效日本，实行全方位的变法，尤其是要改变君民相隔的国家体制。

　　严复反复呼吁实行彻底的、深刻的变革。他在《原强续篇》中强调“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他批评洋务运动似乎在轰轰烈烈、不遗余力“师法西人”，实则“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只是学了些皮毛而已，如北洋海军，自明眼人观之“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在甲午战争中，与多数维新志士认为明治维新成功因而主张“师日”有别，严复不仅批评了洋务运动，同时又认为日本近代化道路也不足为训，“倭之谋则大矣，而其术乃大谬”，“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预言日本虽暂时取胜，但走上了对外扩张、对外掠夺的发展道路，终归要走向失败，而中国如果从治本入手，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入手，仍可转弱为强，“战败又乌足悲哉”！

　　正是在对甲午惨败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了变法图存、“全变”求强以至革命救亡的道路，他们希望通过建设现代国家、培育现代国民以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