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1984年以来，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五次获得孙冶方奖；2003年被国际管理学会授予“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他与经济学界的几位同仁一起创建了我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57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了题为“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表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国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任务是要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是新的改革征程还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尤其是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需求乏力、产能过剩等实际困难。在当前条件下，最正确的方针是在保持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吴敬琏说，现在一个总的口号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要说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回顾一下中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开展新一轮改革的。

　　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历史起点。当时，中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到了1992年的十四大，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改革。随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构筑了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开始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但是，20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遗产。吴敬琏说，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算做出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保留原来理论上的计划经济的行政干预手段，准确地说不能叫做计划经济，通常叫做统治经济。所以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框架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它的特点是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是旧体制的遗产逐渐被消除，政府从它不应该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没有能够得到成长发扬，旧的体制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就会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这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

　　主流观点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所以在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可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在21世纪初期，人们陶醉于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改革。因为要改革就要舍弃一些旧的东西，就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还出现了倒退，原来有市场去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代替。

　　所以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是增长模式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粗放的投资驱动为主的模式，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要转型，转变到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始终转不过来。于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角度说，是资源越来越匮乏，环境越来越受到破坏；从宏观经济角度说，出现了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等现象，从而蕴藏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危险。另外一个问题是腐败。它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后期开始出现，到了21世纪，因为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腐败越来越猖獗。

　　十八大研究了这些情况，做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也就是说在当前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上，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对于“怎么进行全面的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决定》，要求通过163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所要求的体制。于是，在今年，中国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建立新的市场体系面临三大障碍

　　吴敬琏说，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草案做说明的时候讲“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所以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他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种目标。要做到则需要建立一定的体制、制度。三中全会《决定》讲“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就是说，一定要有这样的制度基础，它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它不外是用两个系统来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按条条，也就是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也就是按地区的。存在条条和块块，市场的经济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市场上运行的，但不是在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市场，而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的碎片化的市场。所以要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分割。

　　第二，这个市场要是开放的。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是分等级的。国企、集体企业、民营经济被区别对待。所以要建立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市场主体，让它们能够平等地获取市场要素的市场体系。

　　第三是竞争性，这是市场的灵魂。但是过去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企业出现，众多细分市场缺乏竞争性。而且因为跟权力的关系不同，不同的主体力量也有所差别。

　　第四是有序。因为中国的市场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所以是无序的。就是缺乏法治，经常是以红头文件来治国。有序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体系要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第五是市场体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人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其实中国的商品市场虽然有问题，最落后的还不是商品市场，而是要素市场。比如说资本市场，就存在各种缺陷、碎片化，不对所有主体开放，不能平等竞争。

　　吴敬琏表示，《决定》中直接作用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概有100项出头，另外一些改革虽然超出范围，但是也跟建立要求的市场有关系。如果这些改革能进行顺利，中国在2020年以前就能够形成三中全会所讲的现代市场体系。虽然《决定》是非常好的决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通过以后就会顺利实现了。中国现在在新的起点上走上了新的改革征程，这个征程将面临很多艰难险阻，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

　　阻碍主要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