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座饱受日军欺侮和奴役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基地，自那时起日本就在天津设立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后改名为华北（北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天津防卫司令部，战后被国际法庭列为甲级战犯的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梅津美治郎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多田骏等人都曾在该司令部担任过要职。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开始了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天津人民在日军铁蹄下受尽了折磨，很多人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监狱中，日军在天津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因此当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后，长期压抑在天津人民心中的积愤和怒火化作激动、喜悦、悲痛与愤恨紧密交织的熔岩，势不可当地喷发出来。

　　为了让读者理解当时天津人民在抗战胜利那一刻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这里有必要对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所犯的罪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

　　营建侵华桥头堡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4年的财政收入，遂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急剧膨胀，开始积极谋划并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中。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军充当了攻打天津的急先锋：在攻打大沽炮台的战斗中，日军首先攻占了石头缝炮台，进而抢先攻入大沽北炮台；在攻打天津城的战役中，日军首先攻占了海光寺西机器局，然后又以乔装打扮方式用炸药炸毁天津南城门，引导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城，致使天津惨遭屠城厄运。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军驻扎海光寺西机器局，开始了长达45年的驻军历史，将海光寺变为名副其实的侵华基地、桥头堡。海光寺原是天津著名寺庙之一，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在这里签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为扩建天津机器局，将海光寺改建为以生产枪炮为主的天津机器局西局，天津人也称其为铸炮局。1900年日军占领后将海光寺彻底夷为平地后建成兵营，并设立了日军中国（支那）驻屯军司令部，首任司令官是陆军中将大岛久直。当时日军驻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兵力，乃至以后驻华北的兵力，全部由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调遣。日本之所以如此看重天津，是因为天津不仅是华北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北方的水陆交通贸易枢纽，并拥有广阔的资源腹地，是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将其视为进占中国的战略立足点而苦心经营。1926年日军炮舰在大沽口寻衅炮击冯玉祥国民军，制造了“大沽口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天津增派军队，以后又多次以各种借口向天津增兵，扩大驻军兵力，妄图将天津变成以武力威慑北京政府、进击东北的军事基地。1928年日军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华北的野心，在海光寺以南的八里台修建了军用机场，以后不断扩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拆毁。

　　日本将天津营建为侵华兵站基地和桥头堡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是处心积虑。日本自1875年开始在天津设立领事馆，以后随着天津在日本侵华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领事馆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02年升格为总领事馆，青岛、济南、太原、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都由天津日本总领馆管辖，成为日本控制华北地区的中枢。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于1922至1924年在天津担任过总领事。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本于1898年在天津设立了日本租界，以后不断扩张，至1903年天津日本租界面积达2150亩；至1937年日本在天津占有租界以外的土地面积达10700余亩。日本租界内设有警察署、宪兵队、居留民团等机构，以及以各种面目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本警察署、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成为残酷镇压天津人民的血腥统治机构。

　　1931年11月8日，仅仅在“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日本就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变”，天津人称之为“便衣队暴乱”。这次暴乱是由战后被国际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这场暴乱先后发动两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晚10点半开始，时紧时松地持续到20日中午；第二次是11月26日晚到27日晨。参加这场暴乱的“便衣队”暴徒都是由在津日本浪人及其爪牙招募而来的土匪汉奸、地痞流氓、赌徒烟鬼、散兵游勇等无耻之徒，共两千余人。他们在幕后日军的指挥下，全副武装从日租界冲向位于今河北区的省、市政府及公安局等要害机关。天津保安队对便衣队的暴乱给予了坚决打击和镇压。便衣队虽有日军枪炮，甚至装甲车撑腰，但始终未能得逞，最终被保安队镇压下去。在这场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暴乱中，天津一万多户贫苦居民流离失所，房屋财产损失严重。暴乱期间天津交通断绝，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市面萧条，给天津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日军制造这场暴乱虽然未能将天津变为第二个沈阳，但至少实现了三个预定阴谋：一是趁乱将蛰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皇帝；二是制造事端，牵制国内国际视线，掩盖其攻占黑龙江的军事行动；三是迫使中国守军退出天津，使天津成为不设防城市。从“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变乃至后来的“七七”事变等实例中不难看出，不遗余力地策划阴谋，制造事端，进而挑起军事冲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所使用的一贯伎俩，因此人们对日本右翼的野心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这样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二

　　加快侵华步伐

　　天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一样，都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东方会议”上制订的“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当年日本正是遵循这一政策和方针，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天津事变后，日本加快了鲸吞华北的步伐，军事上不断增兵，经济上猖獗走私，政治培植亲日势力，为实现其全面占领中国做准备。1932年8月日军从关外越过长城，大举进犯热河省（今河北省北部），转年3月热河全面失陷。当时在锦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下令日军向长城各关口发起进攻。驻守长城各关口的国民革命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爱国将士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起抵抗，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宋哲元的大刀队在古北口一线杀得敌寇魂飞胆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极大地振奋起国人的信心，天津各界积极支援，并上前线慰问。但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却指示各部将领“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南撤，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受到严重威胁。1934年7月日本再次策划阴谋，向国民政府提出“日本在华北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5月29日驻津日军以中国政府支持抗日义勇军为由到河北省公署和北洋大学示威；6月1日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往保定；6月5日土肥原贤二再次制造事端，借口日军特务在张北被中国军队拘留，迫使国民政府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职；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省，成立察东非武装区。7月6日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致使华北、平津主权丧失，为日本吞并华北创造了条件。同年10月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唆使香河汉奸组成“华北国民自治军”举行暴动，被保安队镇压。11月，在日军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华北独立”……

　　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北平爱国学生的行动立即得到天津爱国学生的响应，天津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反对日本侵略的怒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准备的同时，从1931年起在山海关、天津、青岛等地开始了疯狂的走私活动，从经济上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大量的日本浪人成群结队、携带武器，用各种运输工具非法运私货，从山海关到天津沿线到处充斥着走私物资。日本一方面从华北各地大量收购掠夺原棉，另一方面大量向天津和华北走私棉纱、棉布、砂糖、卷烟等，给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天津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打击，天津六大纱厂及其相关企业生产萎缩，奄奄一息，日本商人趁机低价收购，企图吞并中国民族工业。根据中国海关1936年统计，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华北走私使中国关税损失23306964元，仅1936年4月一个月就损失800万元。这期间日本向天津走私人造丝12.69万包，白糖97.58万包，等等，共偷漏税3460余万元。日本在华北的走私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