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丹

　　莎士比亚诞生迄今已有450年，但是人们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化阐释却不断出新。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莎士比亚博览》（The Oxford Handbook of Shakespeare）辟出专章介绍了莎剧中涉法剧情的思想内涵，总结了近年来莎士比亚研究中法律与莎剧的跨学科研究成果。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一部莎剧研究专著《戏剧公司与莎士比亚》，其中对于《威尼斯商人》等作品中涉法剧情的深度分析揭示了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意识。莎剧研究方面的这些新进展显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剧作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法律剧当数《威尼斯商人》，而这部剧作所表现的法庭辩论和审判场景也可说是西方法律史上最早的一部庭审情景再现。实际上，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三分之二都涉及法律题材，其中大多数都集中于他1594年后创作的戏剧，包括《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一报还一报》《李尔王》和《麦克白》等。根据《戏剧公司与莎士比亚》中的历史文献研究可知，莎士比亚1594年以后创作的的法律剧更注重商业演出的要求，符合当时观演群体的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而当时英国市民社会中不断增多的诉讼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莎士比亚研究的分期中，早期莎士比亚和后期莎士比亚是以1594年作为标识的，因为正是在这一年，莎士比亚成为了宫内大臣剧团（LordChamberlain’sMen）的主要合伙人。这一时期的划分对我们理解莎士比亚本人的创作动机和莎剧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实际上，莎士比亚于1594年之前创作的剧本遵循了文艺复兴时期剧本写作的模式，与其同时代作家（比如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基德、本·琼生）的创作趋同；1594年以后的戏剧创作更具有平民色彩，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具有平民化倾向。莎士比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思想变化反映了他在成为剧院合伙人后对市民观众需求的更多考虑，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很多观众对当时英国社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进步（例如，法庭更注重对证据的运用和公开的质证过程）均有很大兴趣，所以当时在伦敦上演的三分之一的剧作都包含有法庭场景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莎士比亚在描写法律剧情冲突时表现出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性化执法的立场。莎剧主题思想中的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秩序的形成，新的法制观念逐渐超越了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束缚。在16-17世纪的欧洲，英国的市场经济和市民阶级比其他欧洲强国更为强大，因此英国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刚刚走出中世纪文化秩序的周边国家，具有启蒙思想萌芽的现代法律意识也开始出现。换句话说，英国的法律思想超越了古代罗马法律睚眦必报的复仇意识，对于诉讼双方的基本人权和人性诉求都开始给予关注和认可。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和现代市民社会的法制意识最典型地体现在莎剧《威尼斯商人》的涉法剧情中。

　　《威尼斯商人》是1594年后莎士比亚所做的第一部以法律主题和法庭辩论场景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果说夏洛克在庭上要求鲍西娅扮演的法官严格执行他与安东尼奥签订的契约体现了法律的严酷和尊严，那么鲍西娅所强调的仁慈与宽恕则是莎士比亚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内容：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莎士比亚将这种法治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威尼斯商人》的庭审情节中安排了一出人性化执法的戏码。当夏洛克触犯威尼斯的《外邦人条例》应受到严厉惩罚时，公正而不失人情的鲍西娅问本案中的“胜诉”方安东尼奥给夏洛克什么宽恕。安东尼奥请求威尼斯城保留夏洛克的财产，并让夏洛克皈依基督教。随着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威尼斯城的法律与其他欧洲大陆城市相比是相对健全的，鲍西娅在庭上也表明按照法律规定，确实应该执行夏洛克的契约。然而若允许夏洛克亲自挖取安东尼的一磅肉，这实在令观众难以接受。鲍西娅和安东尼奥对夏洛克的宽恕和慈悲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当时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关注，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这也是莎翁能够成为超越其同时代剧作家、属于每个时代的经典作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