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融入经济全球化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断加快，与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相随而来的是社会世俗化的加速，以及文化世俗化力量的快速增长，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文化话语加速蜕变。作为一种文化后果，这种蜕变不仅造成了我们文化话语的失范、随意、粗俗乃至粗痞，造成文化话语之语意与语义标准的模糊、解构，因之出现不同代际、不同群体甚至同代和同一群体内部——由于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或运用技术之差别——相互对话、交流和理解的困难，而且在更深层次上造成我们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对于一些基本的文化理解，人们所能共享的程度越来越低，对传统文化、价值理想（目标）、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人们所能共享或者共同坚守的程度似乎也是如此。相反，人们自我申辩的“特殊理由”“特殊立场”或“独特观点”，甚至所谓无厘头式的新词、申言、“拍砖”“灌水”等等，却是越来越多，歧义迸发，变幻不定，并借助于新颖突兀的话语表达，不断突破一切既有的话语“范式”、文化“底线”乃至基础性的“语法规则”或话语规则，以至于不断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只有自我诉说、自说自话却缺少相互对话、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的喧闹不已的世界。我们社会和我们时代的文化话语面临着丧失必要的文化秩序和文化理解能力的危险。进而，作为社会“软实力”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诚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定话语。话语变迁和转换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深层影响，尤其是所谓“伦理世态”和“道德心态”蜕变或更新的重要表征，不可轻视、漠视。譬如，对流行甚广的“屌丝”这个词，许多学者已然指出，其所折射的，其实并不只是“集体性的道德焦虑”，而是一种文化与道德失范的症候，是一种无所依从的社会群体之消极、无奈心态的典型反映：体面不再成为他们的追求，“丢脸”也成了无所谓的事情；曾经深刻而时常影响着人们行为的文雅、谦和、友善等品质，似乎被看作是懦弱、无能、过时的“作秀”或“做派”，甚至被视之为老式的“矫情”，因而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伙儿”的唾弃。可见，以“粗鄙化”为表征的日常语言的“背伦理化”现象并非偶然。

　　“粗鄙化”无疑是“道德异化”的表现，且明显地与“反社会人格”联系在一起。而反社会人格是跟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相关的，前者从根本上否认事物有是非对错或善恶之分，它对于一切道德规范既不做肯定性判断，也不做否定性判断。后者则试图逃离或游离于“道德的社会”之外，以一种对道德规范的刻意消解，来为自己的道德无政府主义行为辩护。这已然不只是一种态度上的道德冷漠，而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上的非道德主义了。

　　问题是，文明的人类绝对不可能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是非界限模糊的非道德非文明状态之下，它必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并以此建立或形成具有积极约束力的文明礼貌和风俗习惯，以确保人类正常的社会生活沿着健全体面的轨道行进。这其中，探索、建构必要的语法规则和话语规范，便是从根本上确保我们之为文明人类、我们的生活之为文明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与民众优良心性秩序和文明礼貌等精神品格之养成密切相关的道德教育，以及由此而来的文明得体的言行、举止和优雅风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的文化、制度规训和榜样示范等引导的结果。粗鄙无疑是一种道德恶疾，为了避免人们对之由一开始的讨厌到失望，进而渐渐适应、随遇而安、麻痹、冷漠，最后默默接受这种不正常情形的出现，促使社会文化与道德生活回到正轨，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兹提出以下三方面的解决之策：

　　其一，首先要明确，优良精神生活氛围和正派的道德生活风气的形成，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精神生活的历史表明，普通民众才是道德建设的真正主体。因此，要从粗鄙化产生的深刻根源入手，采取实质性的措施，真正关心并有效解决这一群体的生存与生活难题，尤其是要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制度文化氛围，保障普通民众有一个正常的上升通道，使“承认”“尊重”“重视”“满足”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

　　其二，借鉴“话语伦理”理论，努力建构个体之间的正常文化理解和意义共享。如上所述，社会文化生活的粗鄙化，使得个体之间的正常理解和意义的共享等日益变得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话语伦理的核心思想是：在不存在外在的强制与内心的心理压抑的条件下，理应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和理性的共识来协调因文化理解差异所导致的语言冲突。话语伦理的实践与建构坚持两条原则：其一是普遍化原则，即有一套能为大家普遍接受、认可和遵循的道德规范有效性标准；其二是平等性原则，即话语主体能够将自己和他人均视为自主、自由、自觉的个体，坚持平等交流，以达成共识。

　　显然，要逐渐消除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粗鄙化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努力建构一种基于“尊重”“理解”“真诚”“信任”“合作”“共享”等的理想的话语环境、情境，促使个体之间进行规范化的理性表达与主体际沟通的良性机制真正建立起来。

　　其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耦合中，探寻、创制中国特色的话语文明之典型。语言文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载体与重要部分，语言及其相应的话语表达形式，体现着与该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变迁相一致的文明水准。语言文明对于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民众个体日常言行与其性情、修养的关系，非常重视在伦常日用中对普通民众进行优雅、得体的语言表达形式的灌输与道德教化。当前，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伟大实践，“文明”作为国家层面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语言与话语的文明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优秀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传统的千年文明古国，一定会在不断富强的同时，注重培养民众的话语合理化担当意识，向世界贡献出属于自己的话语文明典范。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