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沛的营养和鲜活的体验。但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能够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实在不多，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更是难见。有高原而无高峰，碎片化、个体化、感官化的填充物遍地皆是。震撼民族心灵的精神气象，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合唱，几为绝响。何以如此？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当下文学缺乏史诗气象

　　白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我记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理论批评界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与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确是不争的事实。

　　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在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

　　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地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这是不具备大家气度与大家能耐的作者难以达到的。它要求作家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就自然带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与这种高要求相匹配的作家，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作家在知识储备上相对单一，在写作上多重视个人经验与个体视角，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在远离着“宏大叙事”，只是有“我”，没有“我们”，这是作家自身的问题。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趋于浮躁与实利，市场只在意作家的经济价值与作品的商业效益，只求“畅销”，不求“常销”，这样的环境氛围，势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史诗性作品的创作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