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成龙的从政实践中，做到诚心实政，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魄力。

　　清廉作为官员必备的政治品德，对于成龙来说，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他最显著因而也最感染人的特征。

　　于成龙身膺重寄，把身体力行康熙“澄述吏治、安定民生”的治国方略，贯彻到他“察吏安民”的施政实践中。

　　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市调研时强调：“我们要高度重视、深入挖掘、大力弘扬于成龙廉政文化，以古代廉吏于成龙为鉴，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推进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为我省鉴古资今，营造弊革风清、干事创业的社会政治生态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清初政治家于成龙的为政思想、从政实践及其体现的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正是对历史启示的生动诠释。

　　诚心实政、敢于担当的为政态度

　　于成龙的官民观、政绩观以及廉政观，是以“忠君爱民”为核心的封建时代政治伦理为支撑的。在于成龙看来，忠君必然体现为爱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致的。作为州县“亲民之官”，他强调正确处理官民关系，“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也。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作为督抚的“治官之官”，他要求官员重官德、养廉耻，从“诚”字出发以实心行实政，对百姓“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盖无伪则有实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件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作秀）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秉持知行合一的从政理念，于成龙在24年的官宦生涯中，无论官职大小，面对何事何人，只要是符民意、顺民心、关切民生利益的事，都能从强烈的责任感出发，敢于直面突出矛盾，敢于触及难点热点，敢为别人所不愿为不敢为，做到实心实意、立说立行，心无羁绊、全力以赴。其诚心实政、敢于担当的为政态度突出鲜明，一以贯之。而这种坚持在理念与行为割裂、对上与对下错位的封建官场，既使他饱尝了宦海冷暖，也升华了人生境界，充分体现了勤政爱民、一身浩然正气的清官风范。

　　在于成龙的从政实践中，做到诚心实政，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魄力，这在因循塞职、麻木不仁的封建官场尤显难能可贵。特别在清初社会，官员尤其是汉族官员想做事、能做事的环境十分恶劣，而清廷政治上的强化束缚、经济上的竭泽而渔，加之政策的严重缺失和抵牾，往往成为地方治理难有作为的基本原因。如“未奉命而专征”是杀头的罪名即属此类。这个事例也说明，对有位就要有为的于成龙来说，治理地方、改善民生，既是他全力以赴的使命，也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面对责任和风险，于成龙总是从造福社会苍生出发，凡认准了的，就不计个人荣辱毁誉，积极建言，大胆突破，重实际、讲真话，求实效、抓落实，即使逾越朝廷规矩、获罪上司也在所不辞，始终保持了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

　　廉洁刻苦、正以率下的人格风范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就提出对官员的考核“六计”：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说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方面均冠以“廉”字，即以廉为本。清廉作为官员必备的政治品德，对于成龙来说，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他最显著因而也最感染人的特征。

　　康熙6年秋，于成龙离开罗城远赴合州任，竟窘迫到没有赴任的路费。临别罗城时，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康熙8年，于成龙升任湖广黄州府同知，13年又升任知府，虽然环境改善了，地位提高了，但他勉励自己要”益励前操，至死不变“。面对战乱动荡和水旱频繁造成的频频饥荒，于成龙总是忧心如焚，除迅速上疏请蠲请赈为民请命外，还劝导富户”大施侧隐“，解囊相助。自己则率先垂范，常年以粗糠野菜裹腹，把薪俸和半数口粮救济灾民，甚至焦急无措时把仅剩的一匹自己骑乘的骡子，也换了十余两白银救济灾民。在任内，他掌管着全省巨额钱粮和军饷，为整治贪污浪费、效率低下等积弊，他创新制度、加强管理、注重教育并身体力行，过着缺钱少米”终日一食“的生活，把薪资用于收养一群孤儿。为了自励励人，他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于署衙正堂：盈千累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毫，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饶得男盗女娼！

　　康熙19年和21年，于成龙先后任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居“封疆”之位，他仍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众因之称呼他为“于青菜”。从而以独立特行的人格魅力，对约束统治者盛行的奢靡之风、端正社会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励精图治、兴利除弊的治吏严师

　　康熙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奠基时期。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及统治阶级的贪婪性，使清王朝定鼎之初就出现了严重的吏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也在激化。总督、巡抚所谓封疆大吏，亦称“治官之官”，即承担着从严治吏的主体责任。于成龙身膺重寄，把康熙“澄述吏治、安定民生”的治国方略，贯彻到“察吏安民”的施政实践中。康熙19年前后，直隶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于成龙赴任后，即深入灾区组织抗灾赈灾，并结合救灾了解民情、考察官员，旗帜鲜明地向各属申明自己的履任，围绕察吏安民的主题，雷厉风行地发出了严查劣员、严禁送礼、严禁奢靡、严禁火耗、严禁赌博、严禁嫖娼、严禁侵冒赈灾粮款、严禁旗人买汉民为奴等一系列檄文。其间，先后弹劾罢免了贪官青县知县，通报了向他“公然开具手本（礼单）呈送中秋节礼”的大名知县，严厉申饬各级官员不得利用节令 “私相馈送”和贿赂京官的“过路送礼”。

　　康熙21年，于成龙任两江总督。下车伊始，即从调查研究入手问政于民：微服私访社情民意，由于传闻他素好微服私访，贪官污吏“日数十惊，见白髯伟驱者辄心胆落”；总督府 “重门洞开”，反映问题的官员和平民可“直入寝室”，随时听取群众意见；鉴于“两江幅员辽阔，一时耳目难周”，直接发文三省所有府、州、县广泛征集建议。其语言堪为今日改文风之借鉴：“凡地方官政民情，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利于官而不便于民；或利所当兴，虑阻挠于势要；或弊所当革，苦积习之因循，其最关民瘼、安上全下事宜，该府暨州县务须明白指陈，径行（直接）详报。”随着情况的掌握，于成龙痛感两江地区“吏治日坏如倒狂澜，何时止乎！”他迅速理清思路，推出举措，以“兴利除弊”总揽全局，“振纲饬纪、移风易俗”两手并举，以治理腐败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在颁布的《兴利除弊约》中，他尤其突出反腐倡廉，仍把“严禁馈送”作为首要内容。他特地制定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重点对州县基层官员提出了勤抚恤、绝贿赂、慎刑法、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等六项基本要求。

　　对于成龙矢心吏治整顿，使直隶和两江出现“官吏望风改操”的绩效，康熙大为首肯，称赞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慨叹“朕独不得尽如于卿者而用之尔，宁忧百姓哉！”于成龙逝世后，康熙帝亲自派员致祭并题写碑文，充分肯定“于成龙居官清正，为古今廉吏第一！”

　　于成龙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民本思想和从政实践，为执政党强化宗旨意识和从严治吏，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廉政文化，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创新、勇于担当的新时期精神，都提供了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映照，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前进》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