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山西商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成果已经达到不可胜数的程度。早期的研究对票号的兴衰现象进行了关注和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山西商人的历史性质和经营行业，随后的研究迅速扩展到了山西商人的盛衰、经营管理、官商关系、会馆组织、行商范围、精神及理念、山西票号的管理创新、与其他商帮的比较研究、茶叶贸易、文化建筑艺术等广泛领域，同时出版了多部史料集，并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对晋商及票号问题进行讨论，进而提出“晋商学”的概念，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而明清山西城镇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在对晋商研究的前提下，开始从经济集聚、城镇化等较为宏观的视角关注山西城镇的发展，并进行了一些单体城镇的个案研究。尽管国内外对山西商人及山西城镇研究的文献较多，但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首先，对山西城镇的研究比较薄弱。明清两朝社会变革剧烈，随着同时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欧成功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与东亚等地发生了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性的“大分流”。此时的山西城镇在功能、结构、类型、现代化模式等方面均表现出多样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不一而足。因此，对彼时山西城镇研究的相对薄弱，显示出基础研究的不足，不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讨论身处国际、国内聚变的中部城镇发展的特点及规律。第二，对商人及商人资本与城镇发展关系的研究有所欠缺。商人是城镇商业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商人资本是商人活动和城镇发展的基础，城镇是商人贸易及商业发展的载体，三者关系密不可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及商人资本不仅带动了大量原有城市的复兴和发展，甚至催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小城镇。因此，商人及商人资本对山西乡村的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不利于深刻剖析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因，不利于从全面的视角去探讨特定时段内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地理条件下的城市对区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明清时期，山西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均由商人及其资本控制和支配，商人的活跃程度及商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山西商人遍及亚欧的商贸活动，额度巨大的商人资本的流动，使山西地区以雇工为主的商品生产及农家经营表现出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特点，以手工业、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乡村工业化，在丝织业、铁货业、池盐业、粮食业及烟草业等领域特色凸显，商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海外，白银源源不断流入省内。巨大的商业发展带来了山西传统社会的变革，乡村的城市化初现端倪，具有明显专业化特点的山西城镇开始大规模出现。明代的潞安、泽州、高平等丝织业城镇；清代的阳城、凤台、荫城、交城等冶铁业城镇；运城等资源型城镇；绛州等商品集散城镇；平遥、祁县、太谷等金融中心城镇；大同、归化城、杀虎口等中蒙商品交易城镇；黄河沿线的包头、碛口、河曲、蒲州、茅津渡等航运城镇，均在此列。

　　山西商人的活动和商人资本的注入推动了省际、埠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促使山西城镇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并直接影响到了城镇的兴衰，这一现象无不显示出彼时山西城镇在性质、功能、作用或影响上与山西商人及其资本的密切关系。明清山西乡村的城市化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代中后期，体现为晋东南地区丝织业城镇；晋南以运城为中心的盐业生产及运输城镇的兴起。第二阶段是清中前期，体现为晋北中蒙贸易城镇出现；原有的晋南城镇规模继续扩大；晋东南丝织业城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铁业城镇的兴起。第三阶段是清晚期及民国时期，体现为山西城镇数量的总体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及原有商业城镇的近代转型等方面。

　　彼时，山西城镇显现出：大量城镇由单纯的行政中心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大量专业化城镇兴起并迅速发展；大量区域工商业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金融中心城镇出现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山西商人活跃的商贸活动及巨额商人资本的流动和注入。因此，我们说山西商人及其资本是推动明清山西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化不仅是目前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而且是驱动当代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对商人、商人资本与明清山西乡村城市化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历史主义视角对山西城镇在前近代时期的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讨论，丰富相关的研究成果，弥补国内外经济史、商业史中商人资本与城市化关系研究方面的不足。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山西城镇体系形成的原因，增强对明清时期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发展及市场发育状况的全面了解，进而从一个侧面探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特征。同时能够以古鉴今，为当代我省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区域内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资源型城市转型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作者为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4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晋商及其商业资本对明清山西乡村城市化的推动及当代意义”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