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之结集，应不晚于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有“真人”一词，其对于“昔者先圣王”的描写，有类似《庄子·大宗师》篇对“古之真人”作描写以表达理想人格的笔意。这有可能是受到《大宗师》篇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吕氏春秋》“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藉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虽仍有争论，但包括《先己》篇的《十二纪》成于“维秦八年”（《吕氏春秋·序意》）亦即公元前239年秋之前，学界是没有异议的。《淮南鸿烈》引《庄子》文更多。《淮南鸿烈》是汉武帝即位当年，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由刘安献上的。刘安门人在利用已有成书之外，也还可能对《庄子》一书有所裒集。

　　其后，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子传》中明确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篋》，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亢桑子”当为庚桑楚，“畏累虚”当为《庚桑楚》篇中所说“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一语中的畏壘山。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说，《汉志》所录“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序录》）。余嘉锡说：“今《胠篋》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自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刘向定著之时，始分别编次。”（《古书通例》）“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古书通例》）

　　陆德明说：“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经典释文·序录》）对“后人增足”的情况，清人章学诚曾举例阐述曰：“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文史通义·文集》）因此，章学诚认为：“《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文史通义·言公上》）苏东坡在《庄子祠堂记》中立论曰：庄子对孔子是“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然而，《盗跖》《渔父》给他的感觉，“则若真诋孔子者”。此外，《让王》《说剑》，又“皆浅陋不入于道”。由此，他要求去此四篇。苏东坡是将《庄子》一书视为庄周所作，才会产生此种“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东坡文集》卷三十六）的言论。苏东坡显然不了解先秦学术的衍生状态及其典籍的编集情况。

　　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明确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他说：“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受，故其生平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既欲明其学有师法，又因书每篇自为起讫，恐简策散乱，不可无大题以为识别，则于篇目之下题曰某子：而后人以为皆撰人姓名矣。古书既多不出一手，又学有传人，故无自序之例。”余嘉锡所云“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正是上引陆德明所曰“后人增足”者。至于陆德明以“渐失其真”一语来论定此种情况，则过于简单化了。在“后人增足”之中，正是有着一个学派的发展与变化。这是我们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

　　《庄子》的编集时间，由“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的情况来考虑，应在庄周之后，即已有初步的编录。王充曾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论衡·书解》）赵岐亦曰：“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注疏·孟子题辞》）据此可知，汉代所存诸子之书是由秦代传下来的，因此，如本文开头所说，《庄子》一书在战国晚期即已大体成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汉初行黄老之治，道家学说昌盛，这一时期，《庄子》文篇仍可能有所“增足”。

　　崔譔曰：“《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据此，在班固之时，《庄子》一书不仅已分内外篇，而且每一篇已经分章了。

　　二

　　篇章的增足是一种附益，而传、注、疏的产生则是另一种附益。《晋书·郭象传》说，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数十家”。然而，《经典释文·序录》所列注释本却只有以下几种：崔譔注10卷27篇，其中内篇7、外篇20；向秀注20卷26篇（一作27篇、一作28篇），亦无杂篇；司马彪注21卷52篇，其中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郭象注33卷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李颐集解30卷30篇（一作35篇）；孟氏注18卷52篇；王叔之义疏3卷；李轨音1卷，徐邈音3卷。

　　要而言之，《庄子》的注本有两个系列：一是只有内、外篇的，一是分为内、外、杂篇的。至于这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否为后者之节选，又或两者都是司马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之节选，现在已经无从论定。此外，我们对李颐集解本有多少篇，其与司马彪本、崔譔本、郭象本的异同，也毫无所知。我们所能推知的只有向秀本与崔譔本，郭象本与向、崔、司马本的关系。

　　向秀的注本应该用的就是崔譔的注本。《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曰：“秀本传或言秀……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云。”这是说向秀在崔譔的注本上更益以阐释。对于向秀本篇数有三种的问题，王叔岷的解释是：“考释文叙录载崔譔《庄子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盖兼其未竟之《秋水》《至乐》二篇而言。《世说·文学篇》，《晋书·郭象传》，并言向注《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庄学管窥·庄子向郭注异同考》）这一说法，虽只是一种推测，但可以参考。

　　《晋书·郭象传》称：“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晋书·向秀传》亦曰：“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为之隐解者，即解其隐义也。刘孝标所引《秀别传》曰，向秀“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世说新语·文学》）。“隐《庄》”者，即《晋书·向秀传》所谓“为之隐解”也。冯友兰将此“隐”字解为“隐括”（《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3页），并不恰当。向秀注本既然意在论其旨统，解其隐义，自然篇幅增大，这是他的注本比之崔譔注本，多出十卷的原因，因为每篇的解释多了，分卷就要细一些。

　　三

　　郭象的《庄子》注释是否窃自向秀，这在《庄》学史上，乃至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大公案。杨明照先生缕述曰：“郭象《庄子注》窃自向秀之说，始于《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遂著之于传，而高似孙《子略》，王应麟《困学纪闻》，焦竑《笔乘》，胡应麟《四部正讹》，谢肇淛《文海披沙》，陈继儒《续狂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佔毕丛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陆以湉《冷廬杂识》，复相率承之无异议。疑之者则滥觞于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先谦《庄子集解》，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亦先后为之辨白。然皆铸词简阔，弗之详论也。近人刘盼遂乃作《申郭篇》，证以三事，冀雪覆盆；若子玄沈冤，可洗于千载之下焉者。”（《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杨先生自述，对兹案“久入胸次”，乃“弋釣子期解义之见存者，与郭注类聚并列”（《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加以比较，向秀解义存而郭象没有相应注释者凡三十七则不列入。比较的结果是：在总计八十九则中，“其与郭注同者四十有七，近者十有五，异者二十有七。辜榷较之，厥同踰半”。杨先生又说，刘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于《世说》纰误之处，多所纠弹，此独存而不论”：“张湛训解《列子》，向、郭并采，而所引向注，与今行郭本互校，十符其八。”杨先生的结论是：“《世说》所载，信而有徵。”“子玄少有才理……。盖见子期所为解义，穷究旨要，妙析奇致，欲贪其功，以为己力。遂掠美因善，鸠居鹊巢，补阙拾遗，茑施松上。纵曾自我作故，要亦因人成事，与何法盛之剽郄绍，宋齐邱之攘谭峭，不过薄乎云尔，存心固无以异。”（《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

　　《四库全书总目》曾对比向、郭注，驳斥钱曾《读书敏求记》之谓“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信然”之说，并诘问道：“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王叔岷对此公案也很感兴趣，亦著有专文，他右袒钱曾说“不得斥钱氏之说为曲解也”，其理由为：“今据《庄子释文》《列子注》及他书所引，详加纂辑，得向有注郭无注者四十八条，向郭注全异者三十条，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二条，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条，列此明证，然后知郭注之于向注，异者多而同者少，盖郭虽有所采于向，实能推而广之，以自成其说者也，……妄加剽窃之名，诚诬人也！”（《庄学管窥·庄子向郭注异同考》）王叔岷意在为郭象洗脱恶名。然而，王叔岷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向有注、郭无注者四十八条，应该像杨先生那样，不列入。下余六十条，全异者三十条，相近、相同者六十条，占三分之二。因此，郭象的窃名还难以洗脱。

　　冯友兰所持的是另一种理由是：“若说抄的话，郭象不仅抄向秀，而且抄嵇康，还抄司马彪。”“他的《庄子注》用后来的说法，应该称为‘庄子集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3页）“集注”的说法是欠妥的，因为集注是需要一一标明原注者姓名的，并且这一说法还模糊了郭象的《庄子注》基本上窃自于向秀的事实。

　　冯友兰引《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一语中的“应”字，为“隐”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2页），明显不符合原文，冯友兰未交待所据为何，亦不知是冯友兰误记，抑或是有意改动？事实是，冯友兰恰恰由此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向秀的《庄子注》可能来源于崔譔的《庄子注》。‘隐’是隐括的意思”（《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2页）。

　　这是为了替郭象窃取向秀注辩护，而诬向秀的注亦窃自崔譔.王叔岷就说得很明白了：“释文音义中所引崔向本正文相同（与郭本异者）、注文相同之例亦甚多。盖向秀亦本崔譔之义，述而广之，与郭象本向注述而广之者实同。”（《庄学管窥·庄子向郭注异同考》）看来冯友兰、王叔岷对上引《晋书·郭象传》“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一语的理解是相当不够的。“旧注”与“解义”相对，显然“旧注”指的便是训释音义、标出异文之类，如果崔譔的《庄子》“旧注”有大量的义理阐发，则向秀再作“隐解”，就只能说是于旧注外“别为解义”，不能说是“而为解义”了。王叔岷忽视了向秀的主要贡献在于“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在字句训释上，向秀承袭崔譔注的情况是存在的，故刘孝标注称向秀“聊应崔譔所注”也。“应”乃“因”之借字。“应崔譔所注”者，即谓因承、沿用、依托崔譔所注本是也。问题在于向秀为人所称道的是“解义”。因为有这样一种开辟性的工作，因此，他在训释上的承袭，便不为人所计较了。故王叔岷“独加郭象以窃名，不亦冤乎”的话，是对向秀的贡献不了解的类比之词，也就是说，王叔岷未能明白“旧注”与“解义”之区别。

　　冯友兰又说：“郭象注可以包括向秀注；向秀注不能包括郭象注。所以唐朝以后，向秀注和其他魏晋人的注都失传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4页）这话是对的，但需要补充的是，阐述的原创性是属于向秀的，“解义”亦即理论阐述的方向是向秀开辟的。《晋书·向秀传》称向秀“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郭象传》也说向秀“妙演奇致，大畅玄风”。上文已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述了《秀别传》称向秀“隐《庄》绝伦”的话。此外，他还引《竹林七贤论》说：“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世说新语·文学》）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向秀注出现时，曾给读者以强烈的新鲜感以及提升了精神境界的满足感。

　　然而，《晋书》又是如何说明郭象注本成书情况的呢？《郭象传》沿用了《世说新语·文学》关于郭象窃向秀注“以为己注”的意见，而《向秀传》也只是说：“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所谓“述”，即是说他的注大多是对于向秀注的复述，或曰叙述，包括直用与化用。而所谓“广”，则有三层含义：一是他的注中还包括了向秀以外的其他人的注释，二是他自己也作了一些论述上的展开，三是篇目上增加了六篇。

　　冯友兰虽确认郭象抄了向秀的注，但他还是很肯定郭象此种做法的，称其“综合各家，集其大成……成为玄学发展的顶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4页）。称郭象的《庄子注》是玄学发展的顶峰的说法，忽视了玄学思想此后藉助于佛学资料的进一步发展；就《庄子注》本身而言，冯友兰的这一说法，抹杀了上文所述向秀在理论阐述上的原创与开辟之功。

　　中华书局版《晋书》在《向秀传》中“述而广之”后用了逗号，下连“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一语。不必细读其上文即可知，那个逗号应改为句号。也就是说，儒墨之迹鄙，道家之言盛的情况，是由上文所述向秀“发明奇趣”与郭象“述而广之”共同产生影响的结果。

　　冯友兰为郭象辩护还举了一项理由，他说向、郭“这两个本子卷数和篇数都不相同”（《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0页），这是意在划开郭象注本与向秀注本的关系。其实，郭象的注本，恰是在崔譔、向秀的本子上，如上文所说，增加了六篇而成的。寿普暄对此曾作过探索：“《释文》内、外、杂各篇，陆氏以司马、崔、向、郭诸家音义杂然并列，但可异者，外篇《天道》《刻意》《田子方》，杂篇《让王》《说剑》《渔父》六篇，于崔、向二氏音义一无所引。……且以此六篇与二十七篇相加，正为三十三篇，与现存之郭本洽合。若然，则此六篇者，即崔、向本所不著，而为郭象增添者乎？”（《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无论具体篇目是否确为这六篇，除了假设存在陆德明所见向秀注本已有散佚这种可能外，那么郭象注本必定是从司马彪、孟氏这一系列的《庄子》注本中选取了六篇，才能有三十三篇之数。由于篇目的增多，郭象将司马彪本分为内、外、杂篇的做法也一并引入，用以部划区类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是从司马彪、孟氏这一系列的《庄子》注本中删减而成三十三篇呢？部分论者即持此见，以为他的三十三篇本就是对司马彪五十二篇本进行以意去取的结果。

　　我以为，此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既然郭象注窃自向秀，他自然是以向秀的本子为底本的。如果他是从司马彪、孟氏这一系列的《庄子》注本中删减而成三十三篇的，那么，不仅其注本的篇目会和向秀注本形成较大的区别，寿普暄所发现的那种情况就不可能产生，而且他所需要补注的篇目也要多得多。如是，则关于他的注窃自向秀的议论就不会传播得如此久远，人们只能说他的注部分窃自向秀。

　　一方面因为在注释上有所择别与丰富，另一方面也因为增加了六篇文章，并且采用了内、外、杂的分类，且不论其注释是否窃据了他人的成果，郭象的注本还是成为了一个超过向秀原注本的读本。即就内、外、杂的分类来说，就比内、外的分类更为细致，因为《庄子》篇目的增多本是由“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的结果。对于附益篇目的时代早晚的认识，是划分外篇与杂篇的依据。也就是说，内、外、杂的归属，总体上说是对于时代先后的判定；而所处时代的不同，正是后学思想变化的原因。

　　郭象的注本既然成为了一个超过向秀原注本的读本，那么向秀及其他人的注本就只有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了。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原创者失传，而窃据者留名。文化传播的历史如我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所阐明的，乃是一种读解史，因此，它是不认人的，它只认被读解物亦即书的价值。而《世说新语·文学》的相关记载及其流传，甚至被写入正史，总算是给予了悲剧人物以补偿，也将窃据者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在充斥着明抢暗夺、诬陷压制的残酷的历史淘汰中，向秀其实还不算是过于不幸。（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