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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地官·诵训》中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根据郑玄、孔颖达、孙诒让等人的注解,大致可知“诵训”是为君主讲诵四方古史中所载历史故事以及各地风俗、忌讳等的官员,王巡守四方时跟随身边。《说文》:“诵,讽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成均是教育国子的地方,“诵”就是大司乐教育国子的乐语中的一种。“讽”“诵”都是背诵之意,“讽”是节奏铿锵的诵读,而“诵”则近似于引喉清唱了。“诵”虽然有抑扬顿挫之美,但不同于歌。俞平伯在《诗的歌与诵》一文中说到,“诵”是“打起调子来念,他的用途大半在箴规”。“诵”没有和乐的音律,更注重表达深层蕴含的讽谏之义。
先秦时期,“诵”常常用在朝廷和民间的各种仪式中。在庄严神圣的朝廷诸多礼仪中,“诵”是传达天子旨意的方式之一。《吕氏春秋·重言》记载:“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通过反复的”诵“的方式,颂扬真善美,鞭撘假丑恶,是先秦时期贵族阶层试图改善人心的方式之一。正如《国语·晋语九》说:”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除了上层贵族以诵来训戒,下层民众也会通过诵来表达心声。《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舆人诵“,《国语·晋语三》有”舆人诵惠公“。舆人是士兵或役卒,身份低贱,他们感事而发,以诵的方式表达心声,抒发对上层的强烈不满。但要说明的是,早期的”诵“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战国策·秦策五》记载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早年在赵国作人质,在吕不韦的策划下回到秦国,秦孝文王让他”诵“,他说:”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可见诵须师傅教学然后才能掌握。口语之”诵“,既有雅言的,也有方言的,而且诵者本人在表述时不同的音色、音调、语气、节奏等,会造成各异的效果,这些都是丝竹相和的歌唱所不能代替的。
“训”在《说文》中解释为“说教”。《诗经·大雅·抑》曰:“四方其训之。”《毛传》解释说:“训,教也。”《国语·周语上》曰:“纂修其绪,修其训典。”韦昭注:“训,教也。”《尚书》中,“训”通常解释为训教政令,《盘庚》载:“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是君主对臣子的训诫。训也是文体名。孔颖达言《尚书》有十体,训是其中之一,《伊训》《太甲》《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都是训类文体。
《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说:“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和《周礼》中的表示官职的名词性质不同,此处“诵训”作动词。诵训之义即诵志以训,以诵的方式来训戒。乐师、史官、瞽矇都具有训戒的职责。
先秦时期行使诵训职能的还有另一类重要官员——瞽矇,他们是先秦时候的乐官,也是历史的重要传播者。《周礼·瞽矇》记载瞽矇的职能是“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郑玄注:“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也……以戒劝人君也。”是说瞽矇通过诵诗来劝谏君主。《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工,就是瞽矇等乐官。天子通过乐师作诗歌、瞽矇诵读箴谏等一系列举措,以补察政治得失。《国语·晋语六》也记载:“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是说古代天子要听取民意,命瞽矇等乐官在朝中诵谏前人的箴言善语,让各级官员采诗献诗,使自己能够保持警醒不惑。
周代的瞽是庞大的群体,《周礼·春官宗伯·叙官》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总数达三百人之多。由于瞽目盲,行动不便,所以一个瞽配一个视瞭协作,这样视瞭也就有三百人。诵训就没有那么多人了,只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八人”,不足二十人。
瞽矇和诵训都是以诵劝谏君王的,《尚书·酒诰》载周公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他认为民众之口传递的是百姓之声,应该广泛吸纳,以此为鉴,杜绝后患。周公不仅将诵训之劝谏有效执行,而且还纳入了职官制度体系,后来的君主也纷纷效仿。同样有诵志以训职能的还有训方氏、撢人等,这些官员的设置说明广开言路、疏通上下、积极纳谏,是当时周代领导人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通过言人主之得失来避免政治上的错误,对君主的言行进行监督、纠察,并将其制度化,是对纳谏的具体落实,也是对言官的保护。
那诵训和瞽矇有何区别呢?诵训所诵多是历史掌故,瞽矇所诵多歌谣体。韦昭《国语》注:“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是说瞽矇通过诵诗来劝谏人君。除了歌诗以外,瞽矇还要在重大祭祀场合中演奏乐器。《诗经·周颂·臣工之什·有瞽》就记载了瞽矇在宗庙祭祀活动中演奏的宏大场面。
商朝重鬼神,在重大祭祀活动中,商王以祭祀首领的身份向先祖、神灵报告,并发布政令,这一系列的活动都要在宗庙中进行,以显示其神圣性。所以,神职官掌管着祭祀、册命、占卜、制历、典礼、记录历史、制定典章制度等,掌握了重要的话语权,甚至在国家军事、政治大事的决策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朝重人事、轻鬼神,官员管理制度较商朝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政事官和神职官有了分化。根据西周金文记载,西周的官制可以分两类,一是太保、太师为首领的卿事寮;另一类是以太史为首领的太史寮。虽然权力有了分化,但是太史寮仍然掌握着行政大权。太史寮治理历史、天文、宗教,又兼管秘书事务,文职与神职兼领。到了春秋时期,宗教神职官员已经很少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商议与决策,只负责一些国家重要典礼,有时也会充当司仪。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魏玮,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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