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感觉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人的存在的显性制约，但是往往会忽略隐性的一面。在前技术时代，社会的发展更多被领袖或者圣人的某种理念所驱动与引导，而在技术时代，技术则是隐秘的推手。并不是说前技术时代没有技术或者说不受技术影响，而是说前技术时代，技术与生产有关和私人生活无关，或者说，技术产品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技术时代则不同，技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且在潜意识层面改变着人生。

　　海德格尔别出心裁地认为哲学即形而上学时代，非“思”是其基本特征，是对于存在本身的遗忘。海德格尔并不是那些怀有中古情结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并不认为技术对人的存在是一种戕害，按照他的说法是，即使是对存在本真展示的一种遮蔽，这种遮蔽是存在本身也是人的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命运。海德格尔似乎对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不感兴趣，或许他以哲人的睿智洞彻到人的存在在技术时代非主体性本质，他说技术“座架”，德文是“Gestell”，这个词具有控制驾驭影响的含义，是技术在控制人的存在，而不是人在使用技术。

　　无独有偶，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在技术时代技术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词在现当代语境已经堕落为贬义，同海德格尔的“座架”一样，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对人的存在具有强制性和非“思”性。你可以拒斥显性的赤裸裸的一种意识形态说教，你可以抗议制度层面的人身压迫，但是对于一种以便利性面貌呈现的隐秘影响，人的惰性与软弱表露无遗。

　　法兰克福的技术批判和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已经超越了纯粹科学技术的范畴，在很大意义上，他们的技术追问已经蔓延到韦伯所谓的社会的理性构造，不可否认，这种社会的理性构造以现代技术为基础，并且反过来促进了技术逻辑的畅通无阻。这种理性构造把人的存在的丰富性抽象为规律性，并且以合法性的名义。即便在那些打碎了制度性压迫枷锁的国度，这一点也无可改变。

　　上世纪70年代上下出生的人，仔细省思，会发现两个异己的世界及其存在方式对生命与思想的挤压。现实的世界依旧呈现出巨大的不合理性，他们青年时代的反抗似乎逐渐被日渐长出的华发以及消费时代的生存逻辑无情地吞没，而他们的理想国则似乎总是停留在地平线。年纪的增长、家庭的温情以及迅速改变的时代价值观念，正在逐步剥离青年时代的冲动与爱恨情仇，思想层面的生活似乎在逐步回归现实生活的本质，并逐步被现实逻辑所左右，而青年时代的激进与激情正被保守主义静静地掩盖，曾经在内心反对的一切似乎在慢慢呈现出它自身的存在合理性。他们在被时代拖着走。另一个层面，一个技术与消费的时代及其生存逻辑正波涛汹涌层出不穷地威胁与逼近，即使像上文所述那样，你看出了这个技术时代广告时代的本质，但是你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被卷入这种技术和消费的狂欢里，并且，你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地对这种技术产生依赖，脱离现代技术的使用你就几乎寸步难行，技术的飞速升级逼迫你也跟着加速生活的节奏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的拒斥会让你变成一座孤岛，一种遗民心态与隐士心态如果不是不合时宜的，就是弱智的。你发现必须像所有人一样去阅读海量的信息垃圾，那种爆炸式的填塞开始令你怀疑自己曾经坚持的价值和思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者回复无数的信息反馈，你发现你和人们的交流是多了，但是情感却越来越陌生，灵魂越来越遥远，技术越发达，外部世界对个体独特性的影响和挤压就越严重，每个人都只是一个被鼓动的消费者。即便自己对于技术的运用是最低层次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存在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心中人性的消费欲望在一点点放大，潜意识地逐步开始融入这个时代的技术和消费逻辑法则中。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