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

　　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早已实行多次考试，可以不断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照样一大堆意见。有没有好好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每年高考究竟多少人是正常发挥的、多少人是发挥失常的？考试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考生的实际情况？媒体报道的事例和大家听到的抱怨当然都是负面的，但是（发挥失常）在全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考生中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其实，考试设计得再好，再公正，总会有人因为考得不理想而认为试卷出得不好，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正常发挥。你让他考5次，他都会说没有正常发挥，为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只能尽量减少弊病，却无法完全消灭。考试总是有局限性的，但适合绝大多数人。即使少数人发挥得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增加考试次数，或者推行高中阶段的联考制度固然有利于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但在升学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只会将压力提前到高中阶段，或者分解到每次考试中。还加重了考试成本，不是由家长承担，就是多花教育经费。在目前，还必然增加考试作弊和全过程中发生舞弊的概率。我说过多次，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但将应试能力与素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素质高的学生就不应该有很好的应试能力？难道素质高的学生都考不出好成绩才正常吗？人生不都在应试吗？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一考”决定的，奥运会比赛时能因为“发挥不好”要求再来一次吗？

　　其实，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少数人认为自己考得不理想，或者发挥得不好，或者的确还有差距，完全可以下一次再考。而且如果认为自己不适合上大学，或者一时考不上大学，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出路呢？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请问在座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上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否则他永远只是农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年，连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将来十之八九还是“农民工”。

　　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前年我们图书馆要招古籍修补人员，人事处说要本科毕业，我说要本科干什么，中专就可以了，后来我让步改招大专。修补古籍难道博士会修得最好吗？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当然有点文化更好，但何必一定要本科？现在没有大学文凭寸步难行。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高考改革得再好，办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学率。到2020年，如果有60%～80%的青年参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选出40%最合适的考生，总还有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青年已经合理分流了，剩下40%多一点的人准备上大学，而他们又很明确自己是要上应用型大学还是要继续研究等等，不仅高考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是名校也会遭遇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实行各种考试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国统一招生，连入学后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社会用不着去干涉，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幼儿园、小学、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规规矩矩还站在那里，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现在，学校禁用手机，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法院却判学校违法。北京某大学一年当了8次被告，全部输掉，因为法院认为原告都是学生或家长，属弱势群体。中学不敢组织学生春游，除非家长签下免责承诺。小学教师下课后会看着学生，不许奔跑嬉闹，怕万一引起伤害事故担不了责任。甚至连社会上的人跑到大学自杀，学校也脱不了干系。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近年来，又加上了一些迎合民众的成分。特别是有的领导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更起了误导的作用。比如说不能让一个农村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上不了大学。我认为，既然大学不是义务制教育，不是免费的，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以考虑先工作，今后有条件再上学。或者要表现特别好，争取拿到奖学金。还可以劝他选择上免费的，或者是少交学费的，比如师范或某些国家资助的专业。一位负责人有一次说，不管物价怎么涨，学费都不能涨。我后来碰到他说，你能不能补充一句，学生不够的经费由政府补。他说那不行，我问钱哪里来，让校长去偷去抢吗？大学自己承担得了吗？

　　一度很多人批评大学圈地借钱，谁都知道，没有政府批准地是圈不到的；国有银行不主动送上门，大学也是借不到钱的。为什么不先问政府和银行？很多地方政府把土地批给大学，旁边的地用来开发房地产，就升值了。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旁就造了不少别墅、豪宅，打的广告上用的是复旦大学临湖的图书馆楼的照片，广告语是“与名校为邻，与书香结伴”。大学贷款扩招也是领导出的主意，说银行那么多钱贷不出去，贷给大学，这是优质资产，大学借了钱建新校区，扩招后收学费还贷，这是赖不掉的，实在不行政府会帮助他们埋单。结果有的学校招不满，社会上又骂学费太多，所以就限制学费，钱收不回来就还不了贷。这两条怎么都成了大学的罪名？

　　再比如学术腐败。所谓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社会地位去谋取自己的学术成果、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今天研究生抄袭别人的文章，老师为了职称将别人的文章改一改又发表，当然应该批评和制止，但这谈不上是学术腐败。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抓后我写过一篇短评。王益原来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做了证监会副主任后，在两年之内拿到西南某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在北京工作，学位在西南拿，从历史学转为经济学，而且只用了两年，比全职研究生都快。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呢？这才叫学术腐败！多少高官都异地拿学位，而且有的根本就跟自己的专业没有关系。刚才说的教师、学生的行为是学术不端，学风不正，是应该纠正的，但与利用职权谋私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类现象有一部分是制度造成的。中国有多少核心刊物、权威刊物？全部给研究生发表都不够，何况还有老师要发表文章评职称、申请项目、评奖？反学术腐败要针对掌握权力、金钱和具有强势地位的那些人，光靠学校解决不了。

　　义务教育需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能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首先，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在美国，如果孩子不上学是要申请的。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孩子家离学校很远，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2001年初我在中国南极长城站时，参观了毗邻的智利弗雷总统考察站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十几位学生，但有两位由国家派来的专职教师，配了好几台电脑，还开通了互联网，学生们每年还能回国参加活动。当时得知，有两位学生即将升中学了，政府已决定再派一名老师，同时确定由一位有专业学位的考察队员兼任物理教师。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既可在本地培训，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今后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很多规矩、规范，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例如一个人不能撒谎，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长大了是很难纠正的。你告诉他不能撒谎，他会说撒谎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不能，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不撒谎的人。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文革”期间我当中学教师，眼看我的学生变得开口国骂闭口“沪骂”，老师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处境而无能为力，还得昧着良心赞扬“革命小将造反有理”。我们私下感叹：将来等到这些学生为人父母，成为国家栋梁，他们如何教育子女，管理国家？

　　教师的作用能否发挥，结果也不同。以往中国人普遍崇拜“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很高。“文革”前，我当教师时不满20岁，到学生家去访问，有的家长还以为是他哥哥的同学。但一旦知道我是老师，立即非常客气，有的家长年龄可当我父母，但对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长的说法、要求与教师不同，学生就会理直气壮予以拒绝：“是老师说的。”家长就会让步：“当然听老师的。”但现在，老师在家长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从教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家长送的购物卡和礼物，千方百计利用家长资源；另一方面，不少家长以为只要有钱有势就要左右老师，他们怎么会将老师当作孩子的行为楷模和灵魂导师？

　　其次，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进入学校，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就在义务制教育阶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我很奇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跑到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去，为什么不能到一般的学校，或者是比较贫困的学校？难道还要花更多的钱制造一个个远远脱离中国实际的超级学校吗？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