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大学排名看我国大学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念才

　　大学排名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国家都有“国家大学排名”。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性的“世界大学排名”也应运而生。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排名”）和英国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QS排名”），我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世界大学排名关注什么

　　“QS排名”是通过6项指标对世界大学进行评估，包括学术同行评比（40％权重）、雇主评比（10％权重）、师生比（20％权重）、师均论文被引用次数（20％权重）、国际学生比例（5％权重）和国际教师比例（5％权重）。其中，“学术同行评比”和“雇主评比”是指声誉调查，前者指被调查者认为其研究领域内最顶尖的数所大学，后者指招聘人员最愿意雇用哪几所大学的毕业生。“师生比”主要评估学生个人是否能够从大学的教学资源中得到足够的关注，“师均论文被引用次数”主要评估大学研究的影响力，“国际学生比例”和“国际教师比例”主要评估大学的国际吸引力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程度。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在2004—2009年，一直与QS公司联合发布世界大学排名，自2010年开始发布新版“THE排名”。“THE排名”的指标体系分为教学（30％权重）、研究（30％权重）、论文引用（30％权重）、国际化程度（7.5％权重）、企业经费（2.5％权重）共5个方面13项指标。其中，“教学”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的授课和学习环境，具体包括与教学有关的学术声誉调查（15%权重）、师生比（4.5%权重）、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授予数之比（2.25%权重）、师均博士学位授予数（6%权重）、师均办学经费（2.25%权重）；“研究”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研究的密集程度和卓越程度，具体包括与研究有关的学术声誉调查（18%权重）、师均研究经费（6%权重）、师均论文发表数（6%权重）；“论文引用”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研究的影响力，只设近5年标准化论文引用率一个指标；“国际化程度”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的多元化和国际学术合作水平，具体包括外籍教师比例（2.5%权重）、外籍学生比例（2.5%权重）、国际合作论文比例（2.5%权重）；“企业经费”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的知识转移、创造社会生产价值情况，即通过创新、发明、咨询等方式帮助企业，只设师均企业资助科研经费一个指标。

　　“ARWU”，顾名思义，主要关注大学的学术成果。它采用国际可比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表现作为评价指标，具体包括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10%权重）、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20%权重）、各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20%权重）、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20%权重）、被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20%权重），以及师均学术表现（10%权重）。

　　我国大学在排名中表现如何

　　虽然世界大学排名并不能代表和说明一切，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近年来的排名中分析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表现。

　　从近些年的“QS排名”和“THE排名”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几乎一直位列前200名。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路领先，均在50名左右，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声誉调查得分很高，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另外，近3年来，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也有不俗表现，均有进入前400名甚至挤入前200名。这说明我国高水平大学越来越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关注。但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英国等老牌教育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都意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纷纷推出各自的重点建设计划。面对这种激烈竞争，我国大学仍需再接再厉，持之以恒、有条不紊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从近10年的“ARWU”来看，我国（大陆地区）入围世界500强的大学从2004年的8所到2013年的28所，这种增长反映出我国高水平大学在学术表现上的进步。具体而言，我国大学在国际论文总量指标上的表现最好，部分学校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百强大学的平均水平。但整体而言，我国大学在国际学术大师和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与世界百强大学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观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两个维度（观察者说）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 力

　　我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近年来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当前，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处境。

　　第一个维度：同一坐标中的差距

　　第一个维度是把我国大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放在同一个坐标中来观察。这一坐标主要包括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比较。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我国大学发展水平大致好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学，与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逐渐缩小，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

　　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以来的新指数由3项指标构成，即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人均受教育程度（由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和5岁人口期望受教育年限加权生成）。1980—2013年间，我国这一指数从0.407的低水平组跃至0.699的中等水平组，在187个国家中排第101位，其中教育指标排位要略高于经济指标排位。

　　高等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为3325.2万人，稳居全球第一。同年，毛入学率创30%的历史新高，在联合国教科文数据库中，高于同期中亚、阿拉伯、西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持平，尚低于北美和西欧、中东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位居世界平均水平。但根据国际高校联盟的2012—2013年全球高教体系排名，在采用衡量高教体系的资源、环境、国际连通性、产出等质量组合性指标后，我国在50个国家中排到40位左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比较。近年来，各种各样、见仁见智的世界大学排名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排名榜都有过度关注大学绩效尤其是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成果的偏向，多少有些忽略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教学质量和社区服务推广等方面的成就，但总体来说，我国能够进入前200名的大学不足10所。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外部竞争压力。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追赶世界平均水平的步幅明显加速。如果基于国际学术标准，少数研究型或综合性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学甩在后面。但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科技创新体系、产业技术层级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还需持续改善；在高教体系内部以及高教体系与外部系统之间，制约运行质量、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因此，我国大学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难度上也不容低估。

　　第二个维度：不同标尺下的差异

　　所谓差距属同一坐标，差异则是不同标尺。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字、教育、科技的历史发展路径迥异，这也导致我国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与其他国家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原本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21世纪相互融合的程度空前提升。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文化背景的差异、多元文化的交流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财富，又将带来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

　　从文字方面看，我国最早的成型文字为大汶口象形文字，此后汉字自循演进之路，衍生出独特的汉字体系，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教育方面看，我国封建社会形成较为成熟的官私学体系，由科举牵引，乡学私塾与书院结合，与欧洲教育路向不同。至明清西学渐入，受其影响，清末终废科举，改立学堂。民国初办学校，才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教育体系几经变革，当代大学也远离古代书院传统，而是汲取西方学科专业模板为我所用，逐渐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科技方面看，我国科技自夏商周积累，春秋战国奠基，秦汉形成体系，与西方分道而行。此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隋唐五代持续，我国科技在宋辽金元时期达到高峰，到明清则开始缓慢衰落。西方近代科技传入我国后，二者开始逐渐汇合融通。

　　文字、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路径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土壤”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直面“道、理、学、术”关系。其中，在“学”与“术”上，已有全球共识度相当高的客观标准，少数国家依仗现代大学发轫优势，占据多数学科专业前沿，拥有一些学术领域明显的话语权。但在“道”与“理”上，比如涉及精神文明的深层问题，则应正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必要差异，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尊重国际学术界既有规则的基础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培育壮大我国学术界的全球话语权。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势必要坚持本色、办出特色，坚守和创新本土化的“道”、“理”的基石，熟悉和抢占全球化的“学”、“术”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