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的时候，成年人都认为孩子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正是成人心底的低估，孩子们选择沉默，并拒绝来自学校和家庭所给予的“野蛮的爱”。

　　■本报记者 柯进

　　16岁的乡村少女胡杨相信什么呢？未来。确切地说，是尽早离开自己所在的这所让自己担惊受怕的初中学校，出外打工挣钱，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过上富足的生活。

　　2013年3月的一天早上，当陕西东南部一个山区县几十所大大小小的学校仍和往常一样敞开校门迎接师生返校时，胡杨却拎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悄悄离开了学校。

　　如果胡杨还留在学校，她应该正在和其他同学一起紧张备考，准备半年后的中考。也许，半年后，她可以考入高中，或直接注册就读县职中。

　　作为胡杨的同龄人、同乡，程焱明显比胡杨要幸运。当胡杨多次只身前往省城西安打工、因屡战屡败而黯然神伤时，程焱如愿以偿地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并铆足了劲，向着自己的大学梦进发。

　　与程焱不同的是，目前仍“赋闲”在家的胡杨，感觉自己既像一个被学校和家庭扫地出门的弃子，又像是一个被社会“红牌”罚下的“次品”。她复杂的性格，让人捉摸不透，有时遮遮掩掩，有时又故意显示，甚至只要提及曾经的校园生活，以及曾经果敢地跨出校门时的决绝，她就会下意识地转移话题，或干脆沉默不语。

　　在初中老师的眼里，胡杨始终是一个学习认真、性格开朗、听话的孩子。但是，在老师、同学以及父母的心头始终有一个巨大问号：胡杨究竟为何要离开校园？是青春在路上徘徊时的冲动，还是“蓄谋已久”？

　　一直在路上徘徊的童年

　　“随着爸爸妈妈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几乎没有印象深刻的朋友，老感觉学校生活就像是换电影胶片一样，每到一个学年结束时，爸爸妈妈就突然带着我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和许多农村同龄人一样，胡杨的童年恰好与流动的中国构成了完整的“交集”。“拿起电话，两边的人都哭。”胡杨至今还记得8岁前，在家照看她的母亲每次接到父亲从务工城市打回来的电话时的情景。对于这些痛苦的记忆，胡杨一直埋在心里。

　　那时候的小胡杨和母亲一样，最盼望的是，父亲平时能多回几趟家。可是，每到春节父亲回来时，小胡杨都会躲在母亲的身后探出半个小脑袋，从上到下地打量眼前这个似曾相识但又“陌生”的男人。母亲则在一旁不住地提醒：“别躲着，快喊爸爸呀！”

　　小学三年级那年，一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暂告结束。小胡杨随着父母来到西安，并在西安城乡接合部的一所学校继续上小学。然而，这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居多的学校与小胡杨想象中的那个高楼大厦、明窗净几的学校完全不同——学校只有两排平房教室，教室中间的一块空地就是孩子们活动的操场，身边的同学这个星期还在，下个星期很可能就换成了新同学。

　　“那是和农村老家学校不一样的生活。”在小胡杨的印象里，身边的很多同学就像是一个个快速闪过的电影镜头。彼时的小胡杨并不清楚，身边的同学为何总在走马灯似地“流动”。只是，每次从老师那里听到“××同学要跟着父母离开”时，她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每一个同学的离开，是因为其父母要从此地去往彼地。至于，父母因何离开，小胡杨始终不太明白。但是，在送别每一个同学时，她总希望下一个离开的不是自己。

　　事实上，在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的中国，像候鸟一样迁徙是小胡杨无法选择和回避的现实。

　　五年级结束的那年夏天，父母所在的建筑工地工程全部竣工。此时，小胡杨一家不得不面临“寻找下一站”的选择。这个家庭的“下一站”是哪，父母也不得而知。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工头的回音。

　　眼看秋季开学临近，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将小胡杨送回老家念书。就这样，没等跟老师和同学告别，小胡杨就悄悄离开了西安。在西安寄读的短暂3年之于小胡杨，并没有太深的印象，更没有交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对于西安寄读的3年，小胡杨至今还能完整记得的只有一堂语文课。而就是这堂课让她对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那天的语文课，讲的是《礼物》，文章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小女孩与父亲相濡以沫的真情故事——在父亲生日当天，这个小女孩用平时攒下来的零花钱悄悄给父亲买了双皮鞋。看到女儿递过来的新皮鞋，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家距离学校很远，小女孩不忍心看到父亲每天急急忙忙送她上学后再赶去干活，于是她向父亲提出想买一辆自行车自己上学。但父亲告诉她，如果期末考试考了班上第一名，就一定给她买一辆红色自行车。

　　然而，期末考试回家后，小女孩哭着告诉父亲没能考到第一名。让这个小女孩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随后，父亲领着她来到房子的后院，一辆崭新的红色自行车出现在小女孩面前。小女孩喜出望外地说：“爸爸，我依然还是第一名！”父亲摸着小女孩的头说：“你永远都是爸爸心中的第一名……”

　　“之所以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还记得那堂课，既是因为那对父女的生活很温馨，也是因为那天老师让我读课文时，我读哭了，老师说我像是文章中的那个多愁善感的小女孩。”小胡杨对记者说，“其实，当时我心里始终在把文章中的父亲和我爸爸进行比较。文章中的小女孩和父亲能天天在一起相互关爱，而那时候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成天在工地里忙着干活，我们之间很少有这样的故事。而且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老师、爸爸妈妈主要关心的还是我的学习成绩，他们始终认为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事实上，在众多城市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历程中，不只是小胡杨被成人低估。与小胡杨中途辍学不同，程焱虽然顺利考入了高中，但这两个乡村少女童年生活的“交集”都是“随迁”和“留守”。10岁回到家乡小学就读前的整个童年，程焱都是跟着父母在随迁中度过的。

　　“随着爸爸妈妈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几乎没有印象深刻的朋友，老感觉学校生活就像是换电影胶片一样，每到一个学年结束时，爸爸妈妈就突然带着我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程焱说，“我印象里，真正有比较固定的‘家’、‘学校’和‘班级’概念是小学四年级回到老家上学以后。但是，在老家念书时，我基本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只有在春节时才能见到爸爸妈妈。那时候，我的6个同班好朋友中，有3个和我一样，都是常年见不到爸爸妈妈的，甚至还有一个同学是长期独自一人在家生活。”

　　并不美好的校园生活

　　留守学生的辍学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学生父母不在家，学生有问题时不知道如何解决也是导致初中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的6个好朋友中，我是唯一坚持读完初中、如今上高中的！”程焱对记者说，“她们中途辍学，并不都是学习成绩不好，有的是跟着爸妈出外打工，有的是因为跟其他同学或老师发生矛盾而选择离开，也有的是对学习确实没有兴趣。”

　　程焱的说法在小胡杨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在面对记者时，小胡杨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自己辍学的真正原因。离开就读的那所初中前，小胡杨在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小胡杨的回忆，读初一时，学校将三个年级的所有女生都安排住在一间由大教室改成的寝室内。那时候，看到高年级女生经常在寝室里欺负或打骂低年级同学时，每天她都提心吊胆，生怕不小心惹恼高年级女生。小胡杨甚至还亲眼看到一个高年级女生冲进教室扇了班上一个男生好几个巴掌，“那时，只要不到睡觉时间，我能不回寝室就尽量不回”。

　　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二下半年，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安排初一年级搬到10人间的新寝室。曾经一度让小胡杨担惊受怕的寝室恐惧症消失了，但班上老师对学生的严厉处罚，让她产生了另一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