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大多接受过谨言慎行的教育。成年之后，虽然也认可说话要讲求分寸的道理，但是这分寸究竟定在哪里，谁能说得清楚？

　　不久前，读到苏轼应约为朋友章质夫写的堂记，居然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苏轼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即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又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真是性情中人说的话，率性而发，一点点顾忌也没有。看来苏轼也是性灵一派的，不认同说话总要反复权衡、思前顾后的道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朋友章质夫名其堂为“思”，苏轼受托为堂记，有意与朋友调侃，笑谑的意思很明显，作者故妄言之、读者故妄听之，不能随便当真的。

　　细考起来，教训沉重的是魏晋时的嵇康。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人人缄口是非，连同道好友阮籍也不得不管束自己，闭口不论时事。嵇康也想学阮籍的内敛，却依旧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居然用言语冲撞大将军司马昭眼中的大红人钟会，最终失去性命。名士之死本已令人扼腕，还捎带上了他自创的琴曲《广陵散》，优美的旋律从此成为绝唱，更让人唏嘘不已。

　　说批评的话，应当讲究艺术，说恭维的话是不是就能够稍稍逾矩、放纵一点呢？不然。一味溜须，也会令人侧目。韩愈就是因为经不住别人的请托，被拉来为死者粉饰，从而遭人痛责的。时间过去八百年，提到韩愈，顾炎武仍不依不饶，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今犹未敢许也”掷地有声，大师的言说谁敢质疑？真是誉之所至、谤也随之，本来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大儒，应当升入凌烟高阁的文化伟人，现在却被顾炎武一顿痛批，灰头土脸。

　　清初康熙年间名人魏象枢也有同样的遭遇。魏氏官拜刑部尚书，位高望重，文章写得也好。于是，求为铭状者络绎不绝，魏氏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在给友人的信中，发了这样一通牢骚：“为人作墓志铭，不填事迹，则求者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其至无可称述，不得已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吾愿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面对家属要求，捉笔者毫无回旋余地，只能一味地说好话；写不出来的时候，还要翻检古籍，从中找补些能为求志者满意的东西。心有不甘而又万般无奈，魏象枢便恳请那些身后不忘留名的墓中人活着时多多积德行善，好让写墓志者不必昧着良心、杜撰那些子虚乌有的事迹。

　　贬损、溢美，越界说话，过犹不及，属于俗话所说的“瞎说”。朗朗乾坤、正大光明，岂容信口胡说者大行其道？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回归孔子、践行“中庸”之道，无疑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中庸也称中和。喜怒哀乐，情动于中，便会有表达的要求，“发而中节”——说话实事求是、中规中矩，是表达的正道。当然，中庸不是“乡愿”，不置可否、讳言是非与中庸毫无关系。中国古人所谓的“执二用中”绝不是没有个人立场、四面讨好、打马虎眼，消极被动地依违于褒贬之间。中庸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秉持理性、择善而从、不走极端，有话好好说。

　　把握好说话的分寸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譬如，直话直说不该轻易否定，但计及分寸，则实话也得策略地说、理性地说。至于触龙劝诫赵太后、诸葛亮舌战群儒，说话中含着智慧、机敏，已经将说话提升到艺术的高度，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努力。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