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仅是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回应，更是一种倒逼。它要求整个基础教育系统更加慎重地审视自身的改革，通盘考虑课程的建设和实施。

　　■王郢

　　有媒体报道，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近日透露全国高考改革方案初定，必考语数外三门，外语采取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再由考生选考三门，并按等级评价。由于公众对高考历来关注度极高，有关高考改革的消息一经披露，便引起各界的广泛讨论，甚至难免引发理解上的偏差和误读。而事实正如朱永新后来所澄清的：“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过程中，截至目前尚无具体方案出炉。”

　　在笔者看来，虽然媒体报道多有不一之处，但目前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高考文理不分科成为现实。既然要切实执行文理不分科，有一些细节问题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长期以来，在许多高中校，学生的课程选择权存在着被虚置的尴尬。高考不分文理科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将高考科目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这可以视作学生课程选择权的保障和回归。而实现学生课程选择权的前提，是学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和充足的选择机会。这就要求学校在提供课程时应尽可能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开设多样的课程门类。相应地，这也就对学校师资的结构、素质，以及学校的课程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保证学生课程选择权的实现，需要为学生行使选择权力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从学生自身来说，应该更好地认清自我，了解自己的未来理想、认知风格、特长爱好和发展潜力，为选择作好准备。而学校也应该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支持，通过课程咨询导师、职业理解课程等方式，加深学生对不同专业及职业的理解与认识。对一些父母文化程度较低，难以给予有效或合适建议的学生，学校的支持、帮助和咨询显得为重要。

　　更多的选择机会，意味着更大的选择权力，同样也就意味着学生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既包括他们要担负起对比、决策的责任，还包括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课程学习任务，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迎难而上的决心。当然，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在选择之前的预防，选择之后的纠错和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再回到高考改革本身，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方案出炉，但公众的一些顾虑应当引起重视：

　　一是公众对应试体制下学校、学生、家长的高分冲动和现实选择可能抵消改革良好初衷的担忧。高考对于许多学生和家庭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们对于升学的看重将直接影响他们选择科目的态度。而对于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升学率、高分率等硬性指标，都无一不激发着他们对于高考分数的追逐。在这种高分冲动之下，是否会触发学校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和应试教育的需要，强迫学生改变选择意向或者限定选考科目的情况？

　　二是让学生自己选择高考科目，是否会造成一些难以取得高分的课程无人问津，学生素质发展不全面的情况？那些“看起来没用”的课程是否会更加式微甚至“溃败”？这是否会与当前高校普遍倡导的本科通识教育相悖？诸如此类的顾虑，都需要在以后的改革中逐渐解决。

　　当前的高考改革不仅是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回应，更是一种倒逼。它要求整个基础教育系统更加慎重地审视自身的改革，更加全面地推进改革，通盘考虑课程的建设和实施。

　　在高考改革的具体方案未出台之前，我们的讨论都是基于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热切关注。许多学者也呼吁对高考改革方案展开一场公开的大讨论，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高考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活力阀，高考改革注定是系统的一揽子工程，而非单独的只言片语，因而更需要稳健逐步推行，不可求急求快。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