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探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措施，要求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从根本上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里，我们编发赵志群教授的文章，旨在引导职教界广泛深入地理解和研究这一重要命题。

　　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探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教育研究者欢呼“职业教育春天”的到来，因为职业教育不再是一条断头路，未来的职业教育不仅会有本科生，而且还会有研究生，职业教育的低位和吸引力将会大大提高；过去只能招到“差生”（仅指学科成绩）的中等职业学校，希望通过“3+4中职本科贯通”学制来改善目前招生的窘境；一些就业不好，与地方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本科高校可能有了新的发展机会；而追求高学历的家长们，也感到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终于有了上本科的机会。

　　单纯的教育模式调整

　　不会满足产业需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首先，这项措施直接涉及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很多在观望，他们并不一定明确如何创办高质量的应用技术型高校，这绝对不是发表一个声明那么简单。有些谨慎的学者开始担心，这是否再一次引发本科教育的扩张，因为目前我国一些本科学校的教学质量已经广为诟病，其毕业生就业状况很不乐观。

　　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推行“全民大学生”（college for all）教育政策的国家也一直被高结构性失业率问题所困扰。根据OECD的统计，加拿大和美国就业人口中接受过本科教育的分别占到47%和38%，但是能找到相应工作的仅占22%和18%。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据美国一些地区的调查，出租汽车司机和超市收银员中本科毕业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5%和25%。因此，传说中的我国很多移民到加拿大的高学历技术人员从事洗衣店等低技能工作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另一方面，近年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力连续排名第一、失业率几乎倒数第一的国家瑞士，其接受过（相当于）本科教育人口的比例却始终维持在30%以下。欧洲另一个经济发展的明星国家德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状况，与（本科）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要看其内涵。

　　即便是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江苏和北京等地的本科教育普及率也不算低，尽管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需求方）与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我国“新技术的可用性”指标仅仅排在第107位，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量上的，而是质的和结构性问题，即大量本科毕业生满足不了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如果通过简单的“中职本科贯通”学制改革，仅仅出现了一种新的“四本”的话，这样的改革意义很小，而且长远来看，这对解决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根本起不到积极作用。OECD发达国家的就业统计数据表明，单纯鼓励追求高学历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仅仅通过由本科院校和中职学校共同合作办学，或者合作设计课程，是不可能完全培养出满足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单纯的学校教育模式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职业教育脱离实践的“顽疾”。

　　技能型人才面对更高要求

　　当今社会，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高度发展，以精益生产和扁平化管理为突出特点的现代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将柔性生产技术、高素质劳动者以及企业内和企业间灵活管理方式集成在一起，传统精细化岗位分工被灵活、整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综合任务所替代，这对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类的职业认知只能以整体化的形式进行，在工作中需要的知识，必须在具体的工作情境和整体化的工作过程中获得，其最重要的成分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工作过程知识”。要想发现、评价和促进工作过程知识的学习，单纯的学校教育已经无能为力，只能采用企业和学校相结合、工作和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这是现代学徒制的核心特征。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了“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要求，这正是建立高质量应用技术型高校的一个重要条件。

　　事实上，在学校教育诞生之前，学徒制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技术传承的主要手段。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逐渐取代了学徒制，但是学徒制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以不同形式得以保留。事实证明，现代学徒制发展得好的国家，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有更强的竞争力，其青年失业率也更低。现代学徒制可以更好地协调教育体系和就业体系的关系，由于降低了从学校到工作世界的“门槛”，它可以大大降低青年失业率，并提高中小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国际比较研究证明，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可以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和（相对纯学校形态职业教育）低投入的双赢。德国巴符州把现代学徒制引入到应用型高等教育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地区之一。最近，备受媒体关注的英国乔治王子的“超级奶妈”保姆玛利亚·波拉洛，就读的也是一种现代学徒制学院。这所著名的家政大学——英国诺兰德学院(Norland College)设立了为期三年的“幼儿早期发展与教育”荣誉文学学士课程，包括两年的课程学习和一年的家庭实习。

　　建立类似现代学徒制

　　职业教育制度

　　笔者认为，要想建立高质量的应用技术型高等院校，必须建立一种（类似）现代学徒制的职业教育制度。在此，应首先开展相关的制度研究和建设工作，包括：一、制定国家、地方和行业协调统一的法律法规，建立对高等学校和企业合作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二、建立跨越传统教育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专门机构，承担协调工作，并建立各方认可和参与的协调和实施机制；三、建立专门的学徒指导教师培养培训和管理制度，从而保证企业培训和实习的质量；四、鼓励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职业院校和职教研究机构系统化地参与到职业教育政策的讨论和对话中；五、促进职业教育创新战略的发展与研究，尽快开展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的“职业资格研究”，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逻辑基础。

　　此外，还应从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尽快确定我国带有现代学徒制特征的应用技术型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应确保实现以下目标：一、赋予学生独特的、具有“准员工”和“学生”双重地位的法律身份；二、确保学生通过校企合作学习方式顺利获得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如技师甚至高级技师；三、与学术型本科传授学术知识不同，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完成“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并获得工作过程知识。由于现代社会的水平和垂直劳动分工逐渐减弱，应引入“核心专业”理念和开放式的专业标准，满足劳动市场结构的灵活性发展要求；四、引进现代化的职业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职业的“次级因素”（如生涯发展和典型工作任务等）开发课程标准，以确保职业的稳定性，并为建立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发展职业承诺奠定基础；五、确保学生在企业停留一定的学徒（实习）期限，满足合作企业对培训投入与产出效益平衡的功利性要求。

　　笔者建议，首先应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确定学徒制的合法地位，通过学徒合同等方式保障应用技术型高校学生的特殊合法身份以及相应的受教育权、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等权益。要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对招收学徒或实习生的企业的“培训资格”进行管理，为校企双方的教学安排提供咨询，协调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应鼓励中小企业为应用技术型高校提供学徒、实习或培训岗位，使其了解到，参与职业教育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可以利用现有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推广基地和相关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进行探索试点。（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职业及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职教打通，要立足实际

　　方言

　　2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信息，并有了“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和“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提法。随后，关于“600所地方院校转型职教”、“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的消息也纷纷传出。这一系列的消息，迅速在高校、职教界和社会大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反响迅速，反响巨大，无疑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职业教育发展至今，的确不易。而部分高职院校在专业、市场融合度、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等方方面面，已经探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并办出了一些业内、行内公认的品牌院校。恰当此时，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已经不同往时，国务院又提出要“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那么，从高职中严格筛选出一批院校上升为职业教育的本科阶段的院校，应该说是：恰当其时，恰如其分。

　　同时，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中，尤其是在扩招和地方院校的增长型发展中，专业集中、与市场脱节、课程老化、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开始一一爆发，并且有渐行渐重的趋势。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再过老日子。转型成为必然选择。而由于紧贴地方，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也成为目前绝大多数地方本科的首选，在这一点上，与高职院校的使命重叠。既然要打通“上升通道”，它们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也顺理成章。但是，一刀切地搬家显然不合理，不合情，也不利于地方本科和职业教育本科阶段的发展。仍然是严格筛选，树立标准，从地方本科中选拔一些院校成为高职的本科阶段，才是理性的选择。

　　既不能封堵优秀高职院校上升的通道，又要让地方本科转型成功。来自两方面的合格院校共同支撑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这样的通道，才内外稳固，健康持久。

　　而这，该是打通职教上升通道时，应该立足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