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机会在沿海，90年代的机会在下海，21世纪头10年的机会在互联网蓝海。现在，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未富先懒”针对个人，“上行受阻”针对社群，“阶层板结”针对一个业已成形的社会集合。资源分配完毕、城市容量饱和、就业能力固化、新经济已被玩旧、老国企继续当道。现在的中国人前景，虽未引发“破窗效应”，但已出现“天花板现象”。

　　中国有多强？《时代》周刊说：中国生产着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和鞋子，世界60%的手机、55%的DVD机、一半的数码相机、30%的个人电脑和75%的儿童玩具。如今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不久前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在明年超越日本，而在2020年将超越美国。

　　强大的中国，是壳；富裕的民众，才是本。国富民强才是完整的中国梦。

　　举国盛况办奥运迎国庆，跟平民口袋关系不大，算完账一看，都是花钱的事——国家真有钱。有一位白领向朋友诉苦说：“我每年的个人所得税都要给国家交两万元，太高，还不如少干点。”这是典型的“未富先懒”状。

　　几年前，沿海城市尝试过给市民“发红包”，也有媒体叫嚷国企要给人民“分红”，这都是“红眼病”，国家有钱了，不吐点出来人民不高兴。经济危机一来，缓解了这种争端，同舟共济，再创佳绩。

　　一些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事业产业化、医疗事业产业化、房地产产业主导化，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存模式：赚钱买房、赚钱负担孩子教育、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健康。睁开眼睛一看，未富先老了，等把这几件大事落实完，人也就该再闭眼了。

　　要是有人不玩这个游戏呢？改革开放30年时，有专家探讨过这个命题：改革为何失去了动力？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放开一点、搞活一点，经济就上来了，人们就富裕了。但再怎么改，个体的命运依然是在可以望得见的轨道上运行，洗牌已经洗过一轮，混沌期已过。

　　如何还富于民？无外乎三：一是增加民众收入，调整税收的合理性；二是让民众少花钱，降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比重，义务教育不收费和农业税停收都是良好而积极信号；三是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应倾向于提高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当民众手里有了钱，整个经济消费体系才能继续水涨船高。而现在，房价高企已使得整个消费体系变得畸形，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供房，损害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一旦买了房，也就安稳过日子，没有继续奋斗的目标了。

　　中国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钱、环游世界、中国世界第一。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上行动力，但在钱的问题上的现实际遇又让他们伤透了心。

　　东部易富，有富的传统；沿海易富，有富的资源；特区好富，有富的政策。西部易富吗？也能出蒙牛、伊利、鄂尔多斯。现在有个说法是“后发优势”，越没被开发的资源越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最近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倒是热热闹闹，赚足眼球。但是西部大开发10年了，成绩单显然不令人满意。只有当东部、南部的资源、环境和机遇透支完毕后，人们才会把新的机遇转向西部。而这，其实正在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后发优势。

　　还有个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买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国旅游，孩子上最优质的学校，花得起入校费；而你还是个工薪阶层，创业无果、兼职未遂，跑不过CPI、通胀、房价和个人所得税，沦为“穷忙”。将富未富的人则遭遇“伪中产”，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来越像个假命题，富者支配更多资源，穷者承受更多压力。

　　多年前畅销的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钱的无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惧和贪婪的产生。一个医生，想多挣些钱来更好地养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费，这就使每个人的医疗支出增加。由于医生提高收费，则律师也提高收费；由于律师提高收费，学校老师也想增加收入，这就迫使政府提高税收。这样一环套一环，不久，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可怕的鸿沟，混乱就会爆发。当鸿沟大到了极点时，一个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同样身在其中，这种历史一再重演，因为人们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只是记住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没有记住教训。”

　　有人在考虑，现今的中国还能不能诞生像潘石屹这样从平民奋斗起来的富豪，还能产生多少个潘石屹，会不会出现“先富杀后富”的情形？

　　事实上，未富先懒的一代人仍然有着“后发优势”，商业模式成型、产业技术成熟、创意产业方兴未艾，创业潮仍然铺天盖地。未富先懒者要学会在享受中创业，而不是着眼于挣钱的欲望。

　　后发优势在于个人的资源、经验和行动尚未变现，却与前人享受着同步的机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旦变现，很快就进入历史上新的平台期。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机会无处不在，尤将伴随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每一步。是继续懒下去还是以懒待劳，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