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中国古代史学文献的历史记忆中，“《汉书》下酒”的故事，可以明朗地表现《汉书》特殊的文化魅力。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名士苏舜钦性格“豪放”，据说“饮酒无算”。在岳父家，每晚读书，饮酒一斗。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私下察看。听到他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抚案感叹：“惜乎！击之不中。”于是满饮一大杯。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说：“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又举一大杯。杜衍听后大笑，说道：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

　　（一）

　　张良事迹最早见于《史记》，为什么如此生动的阅读感受却发生在“读《汉书·张子房传》”的故事中呢？这是因为据中国史学学术史的记录，人们对《汉书》的普遍重视，长期超过《史记》。《汉书》注本东汉已经出现。隋唐以后，研究《汉书》的“《汉书》之学”兴起。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当时《汉书》之学大行。”有人请教苏轼读书经验，他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毎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黄庭坚也曾经说：“毎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古今”就是史学。《汉书》被看作史学典型性成就。洪迈《容斋随笔》写道：“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谓尽善矣。”明人王鏊发表过这样的评价：“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媿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指出班固《汉书》无愧于司马迁《史记》，后世史学论著皆“莫能及”，因此班固无疑可以称作“良史之才”。应当说，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分别体现出两位史学大家的思想个性和学术个性。或说“马班之史，李杜之诗”，“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或说“譬之名将，子长之才豪而不羁，李广之骑射也；班孟坚才赡而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

　　《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史记》之后，列名“二十四史”的第二种。《汉书》的体例，对后来的纪传体正史影响很大。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汉书》是最为全面、最为完备的史籍。就保存新莽历史资料来说，《汉书》是无可替代的史籍。由于刘邦因灭秦而建国，《汉书》也保存了秦史的资料。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基本沿承了《史记》的记载，但是由于作者历史观的差异，材料取舍标准不同，也往往增补新的重要内容。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的记述，《汉书》的史学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撰写方式，新创《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又书写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其叙事格局更为严整完备。全书100卷，包括“纪”12卷，“表”8卷，“志”10卷，“传”70卷。后人根据各卷容量，析为120篇。《汉书》喜欢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这也是诸多学者积极参与注说，形成“《汉书》学”的原因之一。

　　（二）

　　《汉书》的主要著作人班固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入洛阳太学。建武三十年（54），父亲班彪去世，班固自太学返乡，在班彪续补《太史公书》之作《后传》的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后汉书·班固传》写道：“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穷究百家，不拘章句，虚怀谦逊，体现出优秀学者的资质。回归乡里后，他以为“（班）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来被举报“私改作国史”，收捕入狱。由于此前有同乡因文字传播下狱处死事，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郡级司法部门严酷处置而“不能自明”，急驰至洛阳“诣阙上书”，幸得召见，而被没收的论著恰好也呈送到京师。汉明帝“甚奇之”，于是召致朝廷图书管理部门，任为“兰台令史”，参与了《世祖本纪》等史书的撰述。汉明帝又明确指令班固继续完成前所著书。班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受诏”之后，“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在汉章帝建初年间大致完成了《汉书》的主体部分。据说“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还有史学以外的其他论著。如“上《两都赋》”，澄清了有关长安至洛阳行政中心转移的某些疑议。班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皇帝“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并积极参与政事咨询，并得到肯定，“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来迁转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白虎通义》，成为影响东汉以后意识形态方向的儒学思想规范。班固又曾“作《典引篇》”，正面宣传“汉德”。在“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对策的参议中，班固的态度是积极的。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命“以母丧去官”的班固为中护军。汉和帝永元元年（89），汉王朝远征军与南匈奴合击北匈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汉军出塞，大破北匈奴，“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燕然山在今蒙古国杭爱山。据班固受命撰写的《燕然山铭》记载，窦宪军“经碛卤，绝大漠”，终于“乘燕然”，实现“恢拓境宇”的新局面。《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窦宪建议派遣班固率数百骑出居延塞迎之，后来因匈奴内变，中途返回。考察班固的生涯，于史学著述之外，曾有颇为活跃的政治实践。由于与强势外戚窦宪的特殊关系，直接卷入了高层政争。

　　（三）

　　窦宪集团败落，班固免官。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固教子不严，“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子弟不能守法，成为地方行政的难题。洛阳令种兢出行，车骑队列遭到班固家奴阻碍，从吏予以惩处，“奴醉骂”，种兢大怒，然而因为畏惧窦宪权势，未敢表露。及窦宪以谋反被诛，其附从者都被逮捕，种兢收捕班固。班固死于狱中，时年61岁。事后汉和帝谴责种兢，主持此案的官员抵罪。有的历史学者这样记述班固的人生结局：“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的重要情节，对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的指责，语调严厉，似尚可斟酌。

　　《后汉书·班固传》最后的“论曰”，赞扬“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指出公认“二子有良史之才”，“信哉其能成名也”。同时也说到班彪、班固讥讽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揭示“二子”文化理念与史学视角有颇多不同。又写道：“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说班固感叹司马迁博学多智，却不能因此知识优势免受极刑。《后汉书》的作者随即指出班固其实走向更悲惨的结局，“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其实也指向了自己。什么是“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北宋司马光在一篇政论中说道：“古语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见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见目睫。非不欲兼之，势不可也。”班固观史，可以“见百步”“察百步”，现实生活中却“不能见目睫”。历代有这样的史学家，研究历史、理解历史，可以清醒地“见”“察”，而眼前的“目睫”，却不能认知。

　　班固最终并未实现《汉书》定稿。吴树平写道：“班固卒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班固早年曾不惧风险，立志修史，然而后来因帝王豪贵的“亲近”与“恩宠”，置身政治漩涡，在血腥的权力争夺中丧生，致使曾经热爱的学术工作因此中止。班固人生所谓“身陷大戮”者，是史学家的悲剧，也是史学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