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要理解拉斐尔的不断自我突破，我们必须先回到他更早的代表作——在创作《阿尔巴圣母》之前开始的签名室壁画。在拉斐尔所主持的所有为罗马教皇所装饰的重要房间中，签名室是他最早的作品，却包含了他身后最为知名的代表作。这个房间的两面墙上开了高高的窗户，而另两面完整的墙是面对面的，两幅气势宏大的作品：《圣体之争》和《雅典学派》——就像那时各城邦公共场合的绘画一样，总是一张宗教题材，另一张历史题材。《圣体之争》提供了完美符合当时的宗教统治秩序的图景，等级森严，一目了然。它画出的是主教大人们头上的圣三位一体、天使、十二门徒等等，没有画出的是他们更下面的一层，百姓皆为尘土。由此也可知为何教皇不太偏爱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理论家瓦萨里曾依据传说指出，在这个房间里《雅典学派》是最早绘就的，教皇看了它才让拉斐尔负责重画整个房间，但后来的研究者更同意的是另一种解释：《圣体之争》才是更早完成的，显然从构图、设色、造型等各个方面看，它都略为生硬、平板，而《雅典学派》则高明自然得多。因为需要突出纵深感，前排人物明显比较大，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依然是画面当之无愧的焦点，这一成功多亏了此画的背景设置，气势恢宏的建筑线条起到了加强中心和统一全局的作用。如果将此画的上半部分遮住，下面的构图就成了一盘散沙。

　　可能正因为有了一张过于完美的宗教献礼，教皇容忍了它对面的《雅典学派》。用“容忍”这个词是因为，这毕竟是教皇本人的署名室，而《雅典学派》却以经院哲学的争辩为幌子，塞了太多不同时代的异教人士，科学家、数学家、修辞学家和艺术家也就罢了，还包括了但丁。从绘画本身的角度说，与拉斐尔后来主持的所有大型壁画相比，这幅画并没有明显优势，难说哪一张能独占鳌头。但受教廷所托，大部分壁画和挂毯都是宗教故事或社会战争题材，唯独这张在后人看来，几乎以一己之力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最为进步的意识形态。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画面中心的争辩手势，提示着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为珍视的转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形而上学经过了经院哲学家的一再解读，在正统经院教育体系中被奉为真理长达一千年。但在文艺复兴的先驱彼得拉克的影响下，整个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都开始强调，真理不是经由严密逻辑论证就可以得出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带有诸多限定的。要了解亚里士多德，需要了解他是和谁对话，需要了解他所讨论的语境。这种争辩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达·芬奇出生的15世纪中期，那时的罗马教皇也已是人文主义的粉丝。两百多年没有战争侵扰，整个意大利越来越富庶，而罗马更是因为教皇所享受的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献金而异常富裕，使得享有贵族和教会资助的新派知识分子也不会当真和腐败至极的教廷统治过不去，从而影响罗马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使得一代又一代教皇对人文主义或者说异教精神越来越宽松了。

　　传统艺术史一再强调，理解人文主义的崛起是理解文艺复兴艺术的关键，这是由19世纪的历史著作所发起的老生常谈：对人性的弘扬，对世俗世界的赞美，黑暗的中世纪衬托着古代“高等”文明的重生，封建和腐朽的教会统治衬托着启蒙事业的先驱。但20世纪的历史研究者指出，文艺复兴是从中世纪逐步发展而来的，它并不是欧洲文化终于开始兴盛的起点，而是一个有了二三百年积累的发达文明做出的重大转向。意大利早在12和13世纪已和欧洲大部分地方相当不同，由于商业的兴盛，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城邦小国主要由本地公民/贵族行使自治，所以大学之中也并不由经院哲学和神学为主导，中世纪意大利的高等学府除了教法学、医学、神学，也教“三学四术”（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刻板和愚昧。“人文主义”术语是后来者的总结，而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能找到的词只有“人文主义者”和“人文主义治学”。人文主义者原本指的是教授语法、修辞、诗和历史哲学的老师，也就是文科教师们，所谓人文主义治学则是指培养能写善辩的统治精英的“通识教育”，除了文史哲、社会道德观，尤其强调的还有雄辩术。因此整套“人文主义治学”大环境，本不旨在陶冶情操，全面发展，而主要是以这种务实精神为导向，正如我国古代的科举教育那样。

　　那么，人文主义又是如何逐渐成了一种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的？

　　拉斐尔的好友，曾多年出入乌尔比诺宫廷的学者卡斯蒂利奥内以写作影响久远的《廷臣论》著称，此书的写作是为了培养理想中的参政廷臣，指导和劝告君主隐恶扬善。这位政治哲学家一方面拥戴君主制，寄希望于精英治国，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上下议院，使得君主可以兼听广纳。廷臣相当于君主的磨刀石，有完美的廷臣才能保有完美的君主制。那么完美的廷臣应该是怎样的？首先需要是一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人，必然需要血统高贵的人从小被精心培养而来——如他们自己那样。人文主义就是这样与贵族统治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在不同语境中，哪怕是在同一个时代，人文主义也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东西。对于教皇来说，人文主义只不过是他需要宽容的人的智慧；对于学者来说，人文主义提出了一种更能脚踏实地的研究原则；对于教育治学来说，人文主义意味着给精英统治的接班人提供的通识教育，或者说，完美教育。这三种立场和侧重点都相去甚远，和现当代老生常谈的解放人性也大相径庭。须知在这一百年后，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活活烧死在了同一个罗马。历史发展是迂回缓慢的，一来二去的几次战役，文艺复兴的蓬勃生态就戛然而止了。

　　然而从当代回溯，那多种多样的人文主义的共识和特殊贡献，在于让一个社会自上而下都逐渐接受了真理是可辩的，并以此作为新时代的骄傲。签名室的画恰恰突出了这一点，《圣体之争》是关于神学教义的争辩，而《雅典学派》更是画出了代表着完全不同观点的人们聚集一堂，让真理现于争辩之中。无论是学院中的人文主义者，还是宫廷中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还有被选为教皇的人文主义者，毕竟都能承认分歧、分裂和错位的无处不在，并通过不断的争辩以阐明自身。这或许是总的文艺复兴最可珍视的人文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