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合作共赢是习主席外交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
近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做客光明网时表示,近两三年来,中国外交日益活跃,特别是元首外交更加主动和积极,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变化,也结合我们中国战略利益的发展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论和构想。认真回顾习主席三年来在世界各地发表各种文章和演说,几乎所有文稿、所有的讲话都有合作共赢这样一个概念。可以说,合作共赢是我们新一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长期讲和平共处,用来处理同周边国家、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或者说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要同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打交道,与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发展关系。仅靠和平共处还不够,还要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所以说,合作共赢是新时期我国外交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摘编自光明网)
「殷醒民:劳动力质量决定供给质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殷醒民指出,一切供给来自人类劳动,劳动力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质量决定供给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把劳动力数量与质量进行有机的组合,推动一个全新供给结构的出现。毫无疑问,发展质量提高与经济效益改善的来源正是劳动力质量本身的快速变化,它能够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持续提升。劳动力是供给的创造者,也是有效需求的来源,劳动力成为供需均衡的最主要因素。实际上,供给的有效与无效并非哪一个权威机构或政府部门就能任意作出的,过去的统计数据也不可能提供未来增产或减产的真正依据,一个令人赞叹的供需均衡状态则是由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经过不计其数的看不见交易而生成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一定会带来更有效的供给体系,生产率总是与更高质量的劳动力直接相关,劳动力又影响了市场的消费行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已点明了要义,明确昭示了把劳动力投资置于结构性改革的优先地位。政策需要再往前一步,就是把劳动力质量提升作为政策重点,要将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技术能力与创造能力匹配起来,成为劳动生产率能够实现持续提升的投入品,它可以使供给体系变得更有效率,更有创新力。(摘编自《文汇报》)
「双传学:良好的公共生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构件和重要特征」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双传学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快速普及,传统“熟人社会”已被打破,原来私人生活中的一些事项进入公共场域,公共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良好的公共生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构件和重要特征,现代公共生活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公共品质。新形势下,适应社会急剧转型的需要,必须将涵养人的公共品质作为建设现代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
公共品质体现为对公共精神的追求、对公共道德的遵从、对现代人格的完善。现代人的公共品质是与现代社会生活互动共生的人的品性特质,同时也只有公共品质才能从“类存在物”的角度定义人的价值,使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它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价值指向:一是对公共精神的追求。公共精神决定公共品质的气质特征。有了公共精神,才能激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意识与行动自觉。二是对公共道德的遵从。公共道德是调节公共生活、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三是对现代人格的完善。现代人格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一种心理与行为状态,是现代人在态度、认知、情感等方面表现出的心理品质和行为特征。只有具备现代人格的人,才能将公共品质由内而外地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摘编自《人民日报》)
「周理松:第一学历门槛不应成为选用人才障碍」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周理松认为,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人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将其作为衡量一个人专业基础、文化教养水平的一个依据,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唯学历论,甚至以是否名校学历看人、以第一学历取人,其选人用人的思维方式就有可能走向偏执,与人才的成长规律、个体差异等实际情况背道而驰。
公平、公正、合理的选人用人态度是,虽然重视学历,但决不会把第一学历的门槛筑成铜墙铁壁,成为人才进门的屏障。更科学更理性的做法是,综合考量被考察对象的综合素质,注重其实际能力,看重其已有的成果;关注个体差异,从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及其现实表现中预测其发展潜力;根据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需要,对应聘人员和选用对象进行必要的考试、考察,让那些第一学历等硬件不一定很硬、但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可能不错的应聘者能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家和用人单位选出真正有用的人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人龚自珍近两百年前的急切呼唤,至今言犹在耳!(摘编自《检察日报》)
「房宁:智库学者要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房宁指出,培养优秀的智库学者,最重要的是使之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世情、国情以及社情民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应着力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了解和熟悉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大量低水平和重复性的所谓“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沉溺在书本中“讨生活”造成的。要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走出书斋,走入社会生活,走到人民群众当中,系统地了解和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总之,要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的基本事实。二、了解和熟悉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当代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之中,持续不断的改革、发展、创新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时代特征。研究当代中国,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必须了解和熟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三、了解和熟悉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典型。智库研究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而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局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智库学者对整个国家局势,甚至国际局势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摘编自《光明日报》)
「陆杰华、郭冉:积极老龄化的多视角审视是老龄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郭冉撰文指出,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龄人口所占比重逐年攀升,老龄化程度也日渐加剧。到2014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10%,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卫生医疗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未富先老”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关于老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老龄公共政策相关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相应的统计分析技术对老年人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评估,同时分析老龄化成因、老龄化程度对人口结构的冲击以及不断上升的家庭养老负担对社会经济的挑战。第二,老年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如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情感需求以及婚姻家庭结构、居住安排、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对于老年健康的影响机理。第三,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以及政府相关的转移支付手段,如养老保险资金投放、分配,卫生医疗服务保障等。此外,还包括对于延迟退休的分析以及退休职工基本待遇的探讨。第四,在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照料模式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如居家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特别是分析老年人口的照护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产业新的发展空间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等。第五,流动人口及农村老年人面临的若干问题,如空巢老人、老年外出务工者、农村失能老人照料、老年贫困等问题。(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康慧珍整理)